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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痛欲裂，不仅仅是因为宿醉，还有神经紧张的关系，我一向都是如此。说起来，我能入睡也真是一个奇迹。
图凡要人送来的“能吃的东西”原来是酸奶(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和某种羊奶奶酪。他打电话时，我只吃了些面包。
林肯车被留在卡拉阿加克边防检查站，那里晚上没人，图凡不得不叫醒检查站的站长开门，同时还安排了一名军车司机将车送至驻军汽修厂。里面的枪支弹药，还有我的行李，都被移交给当地的陆军司令部检查。也就是说，之后为了将车门里的东西重新放回去，做到像刚发现时那样，又召集了更多的人，包括搜过车的海关检查员在内。
即便是动用了图凡所有的权限，光组织人手也花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我的旅馆住宿问题。那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不介意在牢房里睡上一觉。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是，他想了半天。当然，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实际上，我不得不听上一番长篇大论。如果哈珀问我在哪里过夜怎么办？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特工有时不得不冒险，但绝不能冒没有必要的风险；因为在小事上疏忽大意而陷入困境不可原谅；等等。那是他第一次称呼我为“特工”，感觉别扭极了。
图凡已经跟我说好，9点钟的时候在宾馆附近的一栋新公寓楼外见面。我到时他已经到了。他的穿着还算整洁，但是没有刮胡子，眼睛也有些浮肿，似乎整夜没睡。他甚至连句“早上好”都没说，就示意我跟上，然后率先走下一条斜坡，带着我来到公寓楼地下的小停车场。
林肯车就停在那儿，看上去很干净。
“车洗过了，”图凡说道，“上面留下的指纹太多。等你开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会再次沾上尘土。你最好看下车门。”
我警告过他要小心车门内板。车门内板是真皮材质，而且我在雅典取车时就发现门板上面非常干净。如果军队装配工在更换时笨手笨脚地弄出点儿划痕或印迹，肯定会引起哈珀的注意。
不过，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如果不说，我也不会想到这些车门板曾被拆除过。
我问道：“里面的东西都在吗，跟原来一样？”
“海关检查员说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跟车窗玻璃一样用胶带固定在金属上。东西取出前曾拍过照片。”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冲印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不是很清楚，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冬眠的蝙蝠。
我问：“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吗？”
“问得好。手枪和子弹当然是德国的，所有的手榴弹都是法国的。这对我们没什么用处。不过，我们能确定东西是在希腊装上车的。”
“怎么知道的？”
“里面塞了报纸来避免震荡，是一周前的雅典报纸。”他从汽车前座上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然后将其打开。“这些都是你在边防检查站被拿走的东西，”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把它们放回口袋，信封我会带走。我在护照上特别给你贴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可以在土耳其作为旅行证件使用，以防酒店前台发现护照过期，或者你因任何原因被交警拦下。如果不巧被哈珀或什么人看到，你就说你保证在伊斯坦布尔续签护照后就轻松过了边检。当然，通行证是没问题的，这里还有你的其他个人证件。”他把东西递给我后，就将信封撕成了四截，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现在，”他继续说道，“说一下你的任务。你知道我们想要的信息。首先，所有相关人员的姓名、住址、相貌特征，还有他们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其次，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力找出这些军火使用的地方和方式。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提到的任何地名你都要特别留意，包括建筑物或特定区域。明白吗？”
“明白，我怎么跟你汇报呢？”
“我正要说这点。首先，从你离开这儿的这一刻起，你就将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中。负责监视你的人员会不停变动，但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人恰好被你认了出来，请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只有发生危急事件或者非常紧急的情况，你才可以跟他们接触。这时候只要你说出我的名字，他们就会给你提供帮助。你平常将通过电话报告，但不能使用专线转接的电话。当然也不能使用宾馆的电话，要用咖啡馆里的电话。除非由于身体或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否则你的固定汇报时间是每晚10点，如果错过10点的汇报，就改为第二天早上8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继续道，“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里面。确定记牢后，就把盒子扔掉。如果想在报告时间以外的时间联系，会有值勤人员转接你的电话或给你另外一个可以联系到我的号码。我说得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拿过火柴盒，看了一下里面的号码。
他又说道：“还有一件事。我们科长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你不会背叛我们，因为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他当然也知道这点。但是，对他而言，执行任务过程的低级失误与恶意背叛一样令人无法接受，也一样需要承担后果。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要成功。我要说的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问题了。”
他点点头，转身走上斜坡，朝街上走去。我把自己的行李再次放到车后座。十分钟后，我离开埃迪尔内，驶上去往伊斯坦布尔的路。
开了一段路后，我确定监视车辆是一辆黄褐色的标致。它就跟在我车后两三百码处，而且一直或远或近地保持着这个距离，即使驶入城镇，或者有卡车或其他汽车插进我们中间也不例外。它离我一直不算太近，我也没有机会看清驾驶员的脸。当我在乔尔卢停下来吃午餐时，他也没有赶超上来，因为我在那里没有看到这辆标致车。
我吃饭的地方是街边一家小餐馆，在外面爬满藤蔓的露台下，摆了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我喝了一两杯烧酒，又吃了一些酿青椒，才感觉肚子好受了点儿。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倒是希望能多待一会儿。以前在学校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段倒霉的日子结束了，而另一段还没开始。现在也有这样的日子，比如在押候审等待宣判的日子，不说你无罪，也不说你有罪，不用你负责，也不用你参与。我经常希望自己能来场手术，当然不是那种痛苦或严重的手术，只为了手术后能够恢复一段时间。
我离开乔尔卢后三分钟，标致汽车就再次追了上来。后来，我只在加油时停了一次，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刚过4点。
我把车停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停车场里，拿着行李朝酒店走去。
公园酒店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据我所知，它是唯一一家大堂设在顶层的酒店，因此客人需要乘坐电梯下行而不是上行到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就下行了很长一段路，它位于一个拐角处，下方就是带有咖啡厅的街道。咖啡厅里有留声机，还有各种源源不断的土耳其爵士唱片。房间窗户几乎与一座建在山坡低处的清真寺尖塔顶部持平，两者相距大约50码远。塔里安装着扬声器，穆安津召集信徒的祈祷声震耳欲聋。哈珀预订房间时显然要了最便宜的一间。
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开始坐下等人联系我。
6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
“辛普森先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里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口音难以辨认，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美国人。
“我是辛普森。”我答道。
“利普小姐的车还好吗？你从雅典过来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或麻烦吧？”
“没有，车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