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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去推行的价值，我勉强称之为“普不适价值”。
秦国变成了一架更加纯粹的战车。从前的“夷狄之邦”迅速被改造升级成“虎狼之国”。公元前343年，周天子送给秦一块祭肉（“致胙”），给秦孝公加以“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之霸名。对秦国谈之色变的各国，却不得不前来祝贺。
传统价值观要推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信任利用善民，民众就亲近亲人；信任利用奸民，民众就亲近依附国家体制。“国为善，奸必多”“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君子斗不过小人，是常有的现象。若国家以体制为小人、奸人作后盾，小人奸人当然会如虎添翼，加倍心黑胆横。在商鞅的设计里，这样做才能实现国家、君主及他本人的最大利益。“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一切都要反着来。既然要反传统乃至反常识，统治者就需要一个反常环境。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在一定时空下，在封建统治者配套措施推动下，其反人性价值观常常得以确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某种“大治”局面是能够出现的。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严厉。这是一次激进冷酷的国家主义试验。所有妨碍提升战力、增加粮食的因素，都在打击之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充分肯定商鞅变法的效果。底层民众在付出牺牲后，亦得到了一些从前不曾得到的好处。
配套措施要到位。“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列传》）“告奸”、“连坐”作为统治术由来已久，但商鞅首次将其制度化、系统化、严密化。对告奸、匿奸的奖罚措施相当血腥。公然奖励告奸的时代，一定是最黑暗悲惨的时代。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商君书·弱民》）“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君书·开塞》）持续的告密奖励，会使人心形成“自律”“自断”，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恐怖政策既能改变人的行为，亦能改变人的心理。人性无疑有其稳定性。但人性一定程度上又是动态或液态的。久处非人体制容器内，人性发生变化扭曲亦属正常。告密等反人性行为被鼓励的时代，社会意识、社会生态及文化，被强力重组重建，“他人即地狱”极易化为普遍现实。或者说，国家有多大，监狱就有多大。封建统治者强烈感觉到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狱与监狱。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一场被历史视为唯一成功的变法开始了。在秦孝公强力保障推动下，数年之间，商鞅两次变法。变法核心是两个字：农、战。
对如此赤裸裸的反人性逻辑，商鞅并不担心民众反弹。一是商鞅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君王，只要君王欣赏并实践他的理论就可以了。再就是，他有空前严格的愚民措施。愚民是古老传统，反传统的商鞅在这方面不但不反传统，还将其推至极端。
司马迁去商鞅二百年，《商君列传》里人物的声气口吻却如在眼前。借助创造某个场景以深化其历史判断，是司马迁经常采用的方法。司马迁追求表达的东西不在历史表象。其笔下场景，并不等于历史实有场景。“商鞅说孝公”场景，就应作如是观。
在商鞅那里，愚民有“釜底抽薪”之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大量使用“壹”字——壹言、壹教、壹民、壹刑、壹赏、壹山泽等等。“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商君书·弱民》）通过将从精神到物质的一切加以统一、划一，彻底掌控在国家与君主手里，就能愚民、弱民、制民、强国。商鞅一再强调民与国的对立，唯恐君主心慈手软。“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商鞅以为，民“强”而不驯服的原因是好知好学、有智有思。所以，一切言路都要杜绝，一切文化知识都要反对。商鞅将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说成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六害），皆在打击取消之列。“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商君书·垦令》）商鞅主张禁止大臣、诸大夫等人的一切游学、游仕活动，以切断民众获取知识信息通道，甚至提出禁歌舞娱乐、废旅馆，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交际活动。
正像后来的少年小王嬴政令初到秦国的李斯想入非非一样，年轻孝公亦令商鞅激动不已。孝公当然是国家性格的最主要体现者。在宠臣景监引荐下，商鞅迅速见到孝公。与孝公对谈，商鞅依次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谈前两者时，孝公昏昏欲睡。谈霸道时，孝公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膝行靠近商鞅。他们之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君臣相得生涯，足以将改革大剧演得淋漓尽致。商鞅知自己与孝公皆无帝道、王道之信，之所以先说之以帝道、王道，是为霸道主张作铺垫、追求说霸道效果而已。在商鞅的设计里，推动霸道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法家路线，他的“法术”只有与霸道结合才能无敌于天下。
商鞅曾有焚书之举。韩非就赞赏过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行动。像商鞅这样处心积虑的极端愚民举措，实属罕见。
历史总是呈现风云际会现象。极宝贵极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依旧持续，结束争鸣的力量却亦在潜滋暗长。商鞅带着法家先驱李悝的《法经》，在其老师尸佼陪同下来到秦国。秦国的国家性格越来越鲜明有力。这一性格早就对商鞅形成强烈的诱惑。从此之后二十年，秦国国家性格与商鞅性格相映生辉。
与愚民措施呼应，施政措施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商君书·弱民》）施政从民众憎恶之处入手，能削弱民众，反之就会使民众强大。“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重罚轻赏能令民众甘心为君主、国家出“死力”。“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商君书》还提出要防止民众富裕，发现他们富了就要设法让其穷下来。这样才能培养并保持国家“杀力”（类似“战斗力”）。穷一些比富一些更令统治者放心、更有用。似曾相识，耐人寻味。“工具”处在半饥饿状态，则更能吃苦，更愿上战场。工具体现出的工具性越彻底，专制者越成功。类似匪夷所思极端主张，《商君书》中比比皆是。在条件具备之后，思想越粗糙、越简陋、越极端，往往越管用、越有效。口号治国、标语治国是可能的。
轮着商鞅登场了。
与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黑幕化景观不同，处在高压及互相监视下无任何隐私可言的民众，甚至会呈现出不无可爱的“愚朴”形象。商鞅之后约百年，思想家荀子来到一直贯彻商法的秦国，他对秦地民风不无赞赏：“其百姓朴，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甚畏有司而顺”，这是最令专制者向往的。“我的人民多么好啊！”最高统治者或许会发出这种感慨。“霸道”之“霸”当然会首先施加在本国民众身上，“工具”们会体现出体制所需要的统一，甚至会呈现万众一心局面。牧者一人能放牧一群牲畜，把牲畜撵到有水草的地方就是对牲畜的最大恩惠。专制者羡慕牧人在一群牲畜中的至尊地位，称自己的工作为“牧民”。牧者当然希望牲畜只具备听懂口令与弄清哪种草可吃的智商。被纳粹德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作家托马斯·曼，说纳粹德国不配称作“国家”，而应称为“白痴野战营地”，白痴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某些场景，并不会因相隔数千年而有什么本质不同。
孝公首要目标是恢复两百多年前秦穆公霸业。他对所求之贤只一条标准：能出奇计强秦。承诺的奖赏规格没法再高了：尊官、分土。
《商君书》内容复杂，除了商鞅作品，还有不少商派人物作品。本文选录片断当然大都可视为极端之言。极端之言却又是本质之言。读《商君书》，联系那个时代，不禁要问：难道就无牵制平衡力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