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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已持续了数百年，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奠基的百家争鸣余绪犹在。可是，以商鞅入秦为标志，百家争鸣在秦国提前结束了。长期文化落后的秦国从商鞅那里获得自信：我不跟你们比文化比开明，我跟你们比拳头。秦国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在秦国，有可能平衡牵制法家的力量，全被无情取消了。
秦孝公即位之初，就下《求贤令》：
国家是强大了，民众却不得不以愚朴形象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国家让他们成为鞭影下的牛羊之群，成为广大而沉默的木头之群。
秦孝公在石门大战三年后即位，他正好是一位称霸欲极强的年轻雄主，即位时二十一岁。
一根生根发芽的木头
文化落后、偏处一隅、戎狄环伺的秦国，曾长期以艳羡又复杂眼神望向东方诸国。随着周王室权威一再衰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大战，秦大胜，斩敌六万。戏剧性局面出现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竟“贺”秦大捷。秦国早已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拳头大好说话。文化发达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软懦无力状态。秦国望向天下的眼神已悄然换为“虎视眈眈”。尽快塑造“铁拳”称霸天下，被秦最高统治者视为历史使命。
荀子赞扬了秦国之民，却在另一篇文章中彻底否定“秦兵”。
像商鞅这类战国士人，少有祖国、家国情怀，功利在哪里，激情就在哪里。这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国际环境，催生了大量以投机为事业的纵横家。商鞅非纵横家，却完全具备纵横家心态，甚至比一般纵横家更为彻底。
《荀子·议兵》篇有段荀子与弟子李斯的论辩。李斯把秦国强大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怎么有利怎么做）。李斯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是相当赞赏的。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荀子竟说秦兵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这好像是为秦国的未来把脉。这个时候，秦国统一天下步伐正在提速。荀子真是伟大，他似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荒凉，秩序背后的无秩序。在同一文中，荀子还追溯历史，说百年前商鞅所统秦兵是“盗兵”。秦国能取消国内言论自由，却无法取消天下言论自由。
《史记·商君列传》开篇这种叙述，不能不令人联想商鞅后来命运。掂量历史又义气深重的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善用伏笔。商鞅与李斯、韩非等文人一样，是最能令司马迁深度感慨的人物。用与不用、杀与不杀，选择权不在商鞅等“主人公”这里。去哪国卖命，卖出什么价钱，商鞅们却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
商鞅之后，遵奉商鞅路线的秦国，在残酷战国环境中，基本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嬴政时代，秦国又来了一位精神导师韩非，而韩非与商鞅思想一脉相承。《史记》载，嬴政读到韩国公子韩非文章，受到强刺激：“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韩非，竟发兵攻打韩国。韩非来到秦，很快就惨死于秦。
商鞅学识家底是法术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影响甚大，杂家人物尸佼是他老师。商鞅做过魏国国相公叔痤家臣，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之才足以担任国相。公叔痤又说，若不用他就一定要杀掉他。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之言，对商鞅既不用亦不杀。公叔痤转而向商鞅道以实情，让他离开魏国。商鞅却有充分自信，清楚魏惠王对他只能是“不用不杀”态度。所以他仍盘桓魏国，观望天下。
韩非理论比商鞅理论更彻底更反人性。韩非眼里，人就是“以肠胃为根本”的生物性存在，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皆有利则合、无利则离，绝无情义可言。韩非告诫君王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对“同床”“在旁”等最亲近之人首先要提防。韩非与商鞅一样一面鼓吹法治，一面把君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这还不够，韩非还主张君王享有无限纵欲权。
商鞅系卫国公室诸公子，称卫鞅或公孙鞅。曾供职于魏，入秦后变法立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无法无天的暴君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块刻薄的木头
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命名为人类“轴心时代”。人类古老文明以及至今支配人类的思想全在此时期生长繁荣。这真是一个伟大又温馨的时代。老、庄、孔、孟、墨诸子及商、韩都在这时代。读商、韩之外的诸子文章，不管其主张为何，皆具或浓或淡的人文精神。“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是理想，亦是现实。文化发达之域感召文化落后之域，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至今如此。老、庄似取一种水底下望人望社会视角，略显冷淡与诡谲，但其出世之飘逸正建立于入世之牵念上，并无反人性主张。没有谁对人与人的精神呼应是完全排斥或绝望的。“远人不服，重拳击之；国人不服，重刑加之；人心不服，告奸摧之。”我这样概括商、韩理论，是否有点刻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