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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下由蛮秦实现统一，视为顺应历史潮流等等，这并不比“成王败寇”观念更高明。齐、楚、赵等国皆曾拥有统一天下实力与可能。在这场历史大戏中，天下统一或许是必然，由谁实现统一却是偶然，个人命运更是偶然中的偶然。现代的一些历史解说常常不过是为历史既成事实进行辩护——对偶然的结果，进行必然的辩护。蛮性十足的商、韩理论，与耐苦战、少文化、乏理性的秦国国家性格一拍即合。秦之灭六国，与元灭宋、清灭明是本质近似历史现象——较低文明对较高文明取得军事胜利。这一现象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却并不能改变高文明影响同化低文明这一主流。元朝实现的“统一”举世无双，文明进步的意义却谈不到。清灭明亦如此。近百年来，商鞅“推动历史进步”、“为变法牺牲”之类说辞，不过是现代“历史进步主义”视野下的标签而已。我甚至觉得，这简直有拿商鞅悲惨命运“开涮”味道。“文革”期间，人类思想成果几乎全被归入“封、资、修”黑货，唯“法家”大放异彩，商、韩被捧到不可思议高度。这可称得上是一个豪情万丈、无法无天的时代。
颁布新法前，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产生一种效果。这块木头被商鞅赋予特殊“使命”：让天生具怀疑功能的“人心”放弃怀疑，不假思索地付出“信”。史称“徙木立信”。
汉朝及以下，商、韩理论不得不退居幕后。汉代秦，是硬件上的继承，软件上的“抛弃”。儒教为统治者站台，竟站了两千多年。儒教让人能喘口气，而不是一味掐脖子。经过现当代百多年激烈现代化及革命摧折后，儒教差不多已成孤魂野鬼，却仍在中华大地徘徊。商、韩法术从秦亡之后，就陷入鬼鬼祟祟境地了。
公元前359年，商鞅成功说服急于强国称霸的秦孝公接受并推动商鞅所设计的变法伟业。在商鞅的设计里，这堪称一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变法。商鞅预见到，这场深刻变法必将搅动秦国进而搅动天下。当然，不能不同时搅动“人心”。变法章程已齐备，却不公布，唯一原因是“恐民之不信”。
商鞅、韩非、李斯在他们的现实中，非死不可且死得十分难看。在历史里，他们的“毒性”却一直有用。有些木头，生根发芽的能力很强。苏轼《商鞅论》有言：“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苏轼之言不无偏颇，“耻言商鞅”自然是主流，肯定商鞅者亦代不乏人。苏轼说“世主”对商鞅“阳讳阴用”，则完全是历史事实。被视为儒臣典型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好好读《商君书》。这位胸襟森严的政治家一定倍感遗憾：帝王不学自明之术，愚懦的刘禅却不懂。诸葛亮自然会遵奉儒家大道，法家作为不易张扬却管用的小道或潜规则，亦不可或缺。刘备活着时，就令其子多读《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了。冠冕堂皇的皇权不能摆脱暗箱操作、阴鸷味道，是不用奇怪的。
商鞅布置在秦国都城栎阳南门的木头，看上去是块普通木头，分量亦不会太重，正常体力的人就能扛得动。可是，这块木头在历史里太不普通了，分量实在太重了。
商、韩理论能通向现代的因素微乎其微。
一块耐人寻味的木头
康德有此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康德并非表示对人性的失望，而是承认人性复杂。商、韩那儿，总是蛮横地将人性简化再简化，简化成一条“恶”的直线。他们一定要造出简单笔直的东西，造出让君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东西。
这个游戏，其规则制定者、幕后操控者只有一人。这人是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
徙木立信被当作“取信”于民典范，人云亦云数千年矣。这一游戏，立信其表，立威其里——我说一不二，我说到做到，我不容怀疑。想象一下“徙木立信”场景，难道不能嗅出逼良为娼味道吗？那“徙木立信”场景，正含有通向“指鹿为马”场景的潜质。这两个场景在秦国土地先后上演，相距仅一百多年。现代人，若念念不忘玩徙木立信游戏，说不定，你可能有颗“商鞅之心”呢。若商、韩阴魂不散，现代法治必步履维艰。
——《史记·商君列传》
读《商君书》与读《韩非子》感受近似：峻急，犀利，阴鸷，刻薄。研读过商、韩之后，需读些温暖的东西来平衡自己。脊背发凉的感觉不好受。人类有价值的思想都不是“官府”创造的，官府却能创造“以吏为师”的环境。商韩理论自然会导出爹亲娘亲不如君王亲这一反人性反人伦逻辑。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现代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可说已非常简单明白：确立契约，公开契约，然后玩。这个“简单”，与商、韩所追求的简单，本质完全相反。
一场史无前例大国崛起的宏伟演出，却有一个游戏味甚浓的序幕。这不能不令人想到那句话：儿童的游戏往往是庄严的，大人庄严之事却常似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