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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意外承担了特殊“使命”的木头，一块以暗箱操作为前提的诡谲的“政治”木头，在历史里挤眉弄眼。
商、韩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诗意、唯阴狠、唯诡诈、唯刻薄，他们打造的是一个狭隘紧张的反对一切知识的“知识体系”，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黑洞”。知识思想体系无疑是任何文明的核心，没有哪种文明无此核心而能发育成长。文化落后又急欲称霸的秦国，绝无接纳文明程度较高知识思想体系的耐心与眼界，吞下“商韩体系”这剂见效快的猛药，是其必然选择。
一场宏大变法的前奏，却是一个“徙木立信”的小伎俩。
人类本性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这一现代观念，在诸子那里是同样成立的。而在商、韩那里，人的生物性被无限放大，社会性、精神性则被一笔抹杀。从信仰角度讲，商、韩及法家信徒李斯等皆无信。但他们又极为坚定地信强权、信功利、信诈、信术。他们的言论只有一个目标听众：君王。他们把灵魂卖给君王，同时追求自己的及身显荣。商鞅、李斯创造了奇迹，一度享受了成功。
在商鞅及后来的韩非等法家人物那里，对他人一以贯之的策略只有一条：对所有人都要持“不信”态度。以术、势控驭臣民，正是口口声声行法治的法家人物奉行的圭臬。
嬴政在成为始皇之前，就借韩非的同学李斯之手，随便把韩非处理掉了。嬴政只要韩非思想，不要韩非这个人。李斯比韩非轰轰烈烈多活了数十年，最后与商鞅一样，不得不承受成功后彻底失败的命运。推动“法治”又主张绝对君权的法家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皆死于自己向往并亲手打造的体制。这体制的品质应当很符合他们的期待：钢筋铁骨、威风凛凛、无情无义。商、韩、李皆为士人或曾是士人，却不给其他士人留丝毫生存空间。只是他们大约不易想到：这体制吃掉他们比吃掉体制外的人更容易更方便。作法自毙、作茧自缚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他们制造了一个令他们十分得意的“瓮”，却发现具备“请君入瓮”资格与能力的人马上就换成了别人。
嗅出这个“信”的专制意味是不难的：官府不容怀疑，天然正确。它意外透露的信息是：官府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
商鞅变法，商、韩理论，人性稀缺，营养有限，毒性甚强。顽强立国达七百年的秦国，完成统一、体制强大到登峰造极之日，竟就是其崩溃之时。强敌没有了，越积越多的“毒”往何处施？帝国机器迅速失灵，体制立即陷入疯狂自噬。始皇子孙之间、体制内高层之间，展开了消灭对方与求一己安全的比赛。以人人自危的铁血恐怖追求想象中的安全，赢来的却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式的湮灭。瓜瓞绵绵、传之万世的美妙设计，演绎成足够惨烈的第一场帝国噩梦。毒药猛药，见效快不容否认，死得快更是事实。专制者迷恋愚民高压政策的同时，不可能不同时积累深化自己的愚蠢与毒性。历史事实是，民众从愚蠢中明白过来只需瞬间，统治者则常常蠢梦难醒。陈胜、吴广发现他们只能踏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之路时，一下子就扔掉了“愚朴”外衣，千千万万根木头忽然打破了沉默。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接着项羽、刘邦登场了。
人心虑有诈，官府明“不欺”。这个“不欺”潜隐的恐怖气息是不难体会的。这是个无契约、惟诱饵的游戏。民众作为被动参与者，完全无知情权。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论斗胆搬木头者，还是广大看客，本质上皆无“自信”。让无自信的人，不怀疑，不开口，不假思索地付出“信”。这就是此游戏本质。不是先颁布新法让人知让人明，而是先搬出哑巴木头让人“信”。这个“信”是绝对单向的。
项羽遥望始皇出巡队伍，曾感慨“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任务，却由流氓品性更胜一筹的刘邦完成了。大汉在秦朝废墟上投胎。汉武帝刘彻接受并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皇权有了支持其远行的软件。这是一种能让民众喘口气的软件。到实在无法喘气时，再上演新一轮取而代之大戏。
商鞅变法过程及秦国后来的历史会证明，在秦国，传统意义上的良民不但不会被褒奖，反而会遭受匪夷所思的沉重打击。
两千年皇权时代，所有皇帝都需面对始皇与商、韩。骂一骂暴君始皇，是皇帝们的共同选择。贬一贬商、韩，或起码不公开赞扬商、韩，也是大多数皇帝的态度。皇帝必须首先露出一张儒家所要求的“仁义道德”脸来，而皇权“外儒内法”亦是古今共识。商、韩法术永远是皇权所依赖的暗器兼利器。取而代之大戏虽一再上演，却永远是皇权克隆，只有旧灵魂没有新生命。
总会有人站出来的。奖金太有诱惑力了。有了第一个，就不愁有第二个、第三个。只要有人搬木头，官府就一定给他五十金：“以明不欺。”不会一直给下去，火候到了就戛然而止。想象一下：此局面中敢于第一个站出者该是何等品性之人呢？善良者，仁厚者，诚信者，明辨是非者？可能性皆不大。贪财重利者，胆大妄为者，智商欠佳者，或其他不太正常的人？可能性很大。类似游戏若出现在今日某个广场，对人心的搅动是否仍然会如此？常识告诉我们，心地光明之人，无需亦不会处心积虑“设局”让人“信”他。心地光明之体制，亦当如此。
轴心时代的西方，并无与商、韩近似理论。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即人治，体制上维护君主制。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体制上主张民主制、共和制。同时代的中国，儒、法两家皆拥护君主专制。儒家有限制君权思想，法家却每每痛惜君主不够狠不够阴不够毒。商、韩法家并未导向真正的法治，而是导向更极端人治。他们自己的惨死，是最直接证明。他们的理论养育出无法无天暴君，毫不奇怪。商、韩式思维，古今皆有。在纳粹德国或与之近似极权环境下，某种“普不适价值”会被狂热地当作真理乃至终极真理。
搬动一块木头并不难，难的是不知那木头背后有何玄机。果然，短时间里无人敢动那木头。这应在商鞅预料之中。看上去明明白白的一块木头，耐人寻味了，甚至具恐怖意味了。奖金高得离谱啊，这木头太神秘了啊。看上去是个大馅饼，会不会是个大陷阱呢？人心不能不打鼓。就在人们观望议论之际，奖金忽提高到原来的五倍。可以想见，围观者会越来越多。天上掉馅饼之事，或许人人想，但却是人人不曾遇。趋吉避凶及从众心理决定，人大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极乐于做看客：谁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吃了之后呢？围观者越多，幕后商鞅越有成就感——宣传效果太好了。这真是低成本、高效率的传播设计。
商鞅命运是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始皇命运、秦朝命运又何尝不如此呢？特别是，短命的秦帝国导致了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谁赢了？司马迁没找出谁赢了。古人皆不明白谁赢了。古人眼里，从商鞅到秦帝国覆灭，没有赢家，只有惨绝人寰。这也是后世皇帝们对始皇，对商、韩，一般不能亦不敢持公开肯定态度的原因。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戏剧性，实在不比任何舞台戏剧差。这令居于权力塔尖的帝王，都不能不眼花缭乱、心惊胆战。
“民怪之，莫敢徙。”这种情形肯定会出现的。因为“设局”意味太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