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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静观树的时候，或许会听见一棵树在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回到佛教意义上的前生，而是回归自然。
对渊明来说，与自己对话，比与世界对话更重要。而与自己对话只要足够真诚，竟然就是与世界对话。隔着一千六百年岁月，我们回视品读渊明，会加倍感受到这一点：诗人在这个悲惨末世里的自言自语，穿透时空，来到了我们这里。
陶渊明终身在进行着一场“生命审美”实践。晋人不约而同地投入一场“生命审美”运动，直接把个体生命的气质、形象、语言、行为等当作审美对象。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把“忠”转向了自身。这绝对可称为中国皇权史上的奇迹。纵观晋之后千年皇权社会，这的确可视为绝响。所谓魏晋风度，“生命审美”是核心。如果他人没这样说过，就算是我的“私见”。陶渊明是魏晋生命审美的成功典型。或许可看作唯一典型。《世说新语》是集中展现晋人生命审美情怀的著作，可惜，其中竟无丝毫渊明消息。整整一代人乃至数代人，忽略了一颗伟大的灵魂。
陶渊明的前生或许是一棵树吧。他希望自己像一棵树那样缓慢、静穆、自然。大地上有很多很多树，其中一棵远远地独立天地之间，吐纳宇宙风云。
《五柳先生传》塑造了这样一棵树。陶子向往这一形象，他以这一形象自律自娱，他努力保持这一形象，但他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一形象。他自舐伤口的时候多着呢。从来没经历过惊涛骇浪，哪里能体会光风霁月。他有许多痛苦，但他无疑摆脱了奴役状态。
陶之前，有自传，但无此种自传；陶之后，有类似自传却难免效颦之嫌。这样一棵树的自然状态，怎么是他人能模仿来的呢？
到这棵厚朴仁德的大树下站一站吧。这棵树乍一看一点伤疤都没留下。可是，世上无一点伤疤的大树是不会有的。这篇《五柳先生传》，正可看作退却至田园的陶子，对伤口的自舐。
公元405年的一次退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去来兮辞·并序》
中国的读书人大约无人不知这声长唤。
《归去来兮辞》开篇这声长唤，深深触动千百年来士人情怀，其意蕴已成为士人精神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声长唤，从来非主流，非强音，但却以其柔韧之力响彻陶渊明后的中国历史。时至今日，这声长唤仍在回荡。有时，是更强劲的回荡。刺入雾霾重重的天空，提醒喧嚣骚动的人心。
这声长唤，是陶渊明用一生力气喊出，并用一生努力去捍卫。公元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11月，陶渊明自免彭泽令，赋《归去来兮辞》，经历了五仕五隐，最终彻底归隐。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一岁。至六十三岁去世，陶渊明在田园里坚守了二十三年。
巨大的振幅算是结束了，而生活、生存不可能是静止的。敏感深情的诗人更是如此。《归去来兮辞》，多么像一颗伤痕累累的童心的吟唱。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诵读《归去来兮辞》，我们不可能不为文中那乍脱牢笼的不寻常喜悦所感染。同时，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忽略掉更隐秘更深层的东西。你看，隐忧及虚无感，总是紧随喜悦而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其实，开篇的第一声长唤，其主旨就不能仅当作喜悦来看。
任何时代，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失去官职都绝非等闲之事。若陶渊明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在其他诗文中，渊明也一再申明，他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人生最高准则。他对当下世道无人亲近儒家经典，深感痛恨与无奈，并认为这是社会溃败根源。他时常歌颂隐士，挂牵田园，但他理想人生状态却是功成身退——先成就一番功名，再退归田园做“任真自得”的隐士。这是渊明以儒家为主位、兼融道释的思想所决定的，当然亦有家族激励这一渊源因素。曾祖父陶侃是晋室大功臣，外祖父孟嘉在仕途的出色表现亦令他神往。就在上一年（404年）5月，不可一世的桓玄被杀，新兴的刘裕势力向他招手。陶子心动了。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了，因母丧丁忧在家已数年。四十岁，可真是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年纪。这又根源于孔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孔子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孔子这话，敲打中国士人数千年，当然不会漏掉陶渊明。他决计再次踏上充满危险的仕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委屈自己一回，或许能斩获点功名回来。这样一个对功名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陶子，似乎是陌生的。其实不然。没有功名永远是士人心病。陶子未能免俗。他需要功名来安慰此生，而求功名正是遵循先师孔子遗训。他一再热情歌颂的汉代先贤疏广、疏受，正是功成身退榜样。陶渊明屡次踏上仕途，是一种反复的试探与努力。但他最终彻底绝望了。
《归去来兮辞》还有个不短的序。序中，他把自己求官原因概括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原因概括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直接因由又是“程氏妹”丧。本来还巴望着等官田这一季庄稼熟了再辞官，等不及了，奔丧要紧。陶子一粒官粮也没吃到。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面上可以说一说的话。专制无道社会共同特征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话是不能说的。《宋书·陶潜传》这样说陶渊明辞官原因：督邮要来，属吏向渊明交代应穿戴整齐见上司，陶渊明竟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官。这就更文学更有诗意了。已在仕途折腾了四五趟的陶渊明，竟连见上司都不肯。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一细节在渊明诗文中不见任何消息。古往今来，人们却皆喜欢这一细节。即使实有其事，也非辞官原因，而是渊明打定辞官主意后的率性行为。中国古史中的人物传记，修饰与塑造是常态。这不用多言。
政治上的进退出处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不会因陶渊明的个性而有本质不同。渊明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仕于乱世，尾随“枭雄”，率性渊明，恐惧难免，苦况可知。归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陶渊明念及前半生，还时时心有余悸。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归鸟》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杂诗》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感士不遇赋》
罗网与鸟，是魏晋士人常用意象。“我已收敛翅膀，退至低处，你张罗箭镞罗网无用了。”这一心情渊明时有流露。世道如此，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五次出仕的曲折危险经历令渊明最终明白，他不但不可能斩获功名，连性命都已陷入朝不虑夕境地。在与朋友的赠答诗中，他常常不忘告诫对方保重性命。仕隐的反复中，陶渊明对世道对生存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他怕“死”，又非一般意义上的贪生怕死，他唯恐来不及“活”就死去。他还担忧因自己连累家人，导致“覆巢无完卵”。他所向往的“活”，是这个世道所不能提供的，更是仕途中不可能有的。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这需要勇气与道德力量。
皇权末世必定高度丛林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会主宰一切。汉末时，曹操等丛林枭雄就获得了比大一统皇帝更方便的杀人权。被曹操杀掉的名士孔融，在手握重权时竟亦曾杀人不眨眼。司马氏以比曹氏更露骨更惨烈手段篡魏，晋末丛林分外血腥亦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出仕总有试探意味，每次出仕时间都不长。公元399年至401年，陶渊明一直供职桓玄幕。401年冬，渊明因母丧丁忧脱离桓玄而家居。虽仅三个年头，却是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403年12月，一直以匡扶晋室面目示人的桓玄，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五个月后即兵败身死。渊明因丁忧侥幸地避开了这一险恶漩涡。若渊明一直效命桓玄，恐怕不但不会有后来新兴势力的召唤，大约还免不了某种形式的可怕清算。桓玄死了，轮到刘裕把自己打扮成兴复晋室的英雄了。渊明不禁对天下再生希望，并再生功名热望。只是，他很快就会感受到丛林的无情。丛林里，有狮虎等猛兽，有狐狸有鼠辈，还有鹿与野兔。渊明这种野兔级别人物，如果不保持对丛林法则的敏感，那就太危险了。野兔的生存路径别无选择，一是自觉保持沉默，二是随时准备退却逃跑。404年夏天，渊明入刘裕幕，不足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就转入刘敬宣幕。这时，刘敬宣向刘裕自求解职。刘敬宣之父刘牢之在桓玄势盛时降桓玄，不久又谋讨桓玄，事败自缢身亡。刘敬宣已经成为猛兽级人物，对进退却极为小心，自求解职即出于自保。大约就在此时，渊明趁机脱离刘敬宣幕，转求边缘职位彭泽令，并旋即去职。彭泽令这一职位显然比其他职位更易摆脱。渊明应当有一个对自己退却的设计。刘敬宣后来被部下杀害。在丛林里，谨慎亦常常无法避祸。
“平安着陆”的陶渊明心生巨大喜悦。这就是我们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到的喜悦。此后，他还会时常把无功名视为愧对祖先及子孙后裔的憾事，但绝无再求功名之念了。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渊明先后仕于桓玄和刘裕的事实，既有渊明诗文为证，亦为古今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一再揭明。不少古人对此却往往加以回避或修饰。原因在于，陶渊明当世及死后较长时间虽默默无闻，后来却名声大振，成为士人某种楷模，在把“忠”视为天字第一号道德的人看来，“忠”在陶渊明身上自然不能缺席。其实，自从曹魏政权把忠这一面纱撕破，后来的晋及南北朝，将皇位篡来篡去的统治者，实在难以拿忠作幌子了。刘裕比桓玄等枭雄有耐心得多，到420年始篡晋建宋。427年去世的陶渊明，却既无明显晋遗民情结，当然更谈不到有作为刘宋新朝臣民的半点喜悦。对社会的无道，他深深憎恶，对皇室，他又基本取漠然态度。“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不得志士人心理常态，渊明内心可说无此麻烦。梁启超《陶渊明》一文中就说，把陶看作忠于哪一家，那是看低了他。但陶渊明是多么“忠诚”的人啊。
陶渊明对生命的忠诚以极质朴方式进行表达。他拒绝道家求长生的诱惑，不接受佛门高僧的召唤，不抛弃亲人遁入山林。他的确时常需要一杯酒的支持，但不纵酒不佯狂不颓废，他追求在不离世俗中脱俗。田园是他表达生命忠诚的最好处所，唯一处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首诗作于其五十二岁，归隐已十二年，可称为陶子田园诗巅峰之作。诗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陶子，浑然静穆的陶子，非凡的陶子。但这是陶渊明的巅峰状态，而非日常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