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司马迁成了一个自觉的悲剧人物。荒谬的身体，悲怆的精神，无情的世界，不能不令司马迁瞪大眼睛，他抛弃了灵魂里的最后一丝虚伪。司马迁裸体面对历史。他自觉地在荒谬中度过余生。他使用着这具无根躯体，直面并超越这个给他了巨大耻辱的当代世界，以惊人的意志，伟大的才华，坚强的人格，将自己送入历史。
与通常的阉割摧折人格作用相反，司马迁涌起的是反精神阉割的狂潮，是人格旗帜的高扬。
司马迁有哪些思想精神资源？
司马迁之世去先秦不远。他不难感受先秦那思想自由文化繁荣气息。同时，汉武帝时代大一统气象又令其振奋。他认可自己欣逢盛世，一直取“紧跟”时代态度。
靠铁血政策完成统一大业的秦朝，还没来得及为帝国安装“软件”，就土崩瓦解了。秦创立的国家体制却基本由新兴汉朝继承了下来。秦帝国企图用绝对权力绝对控制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超稳定结构，不料迎来的却是昙花一现的宿命。“传之万世”又何尝不是后世帝王心事呢。只是秦之忽兴忽亡的惨烈事实活生生摆在面前，牧民之术再也不能像暴秦那样蛮横露骨了。
董仲舒极力将儒教加以神化和俗化，贴近皇权，贴近政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主张，被确立为时代命题。这种貌似不容置辩的理论，很合统治者胃口。秦朝“以吏为师”求思想统一归于失败，武帝“独尊儒术”却大获成功。好在短命的秦朝难以完全阻断先秦那伟大的气息，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虽难以再现，司马迁时代却无疑尚能感受诸子的流风余韵。
道家人物司马谈却让儿子习儒。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司马谈晚年，崇儒已成大势，他当然希望儿子瞩目于时代显学。司马迁没有辜负父亲期望。对孔子的倾心仰慕赞美，是弥漫整部《史记》的。司马迁要求自己做孔学衣钵传人，他自觉“折中于夫子”，即以孔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司马迁对道家又深情喜爱。《史记》许多篇章对此都有流露。后世有个性的士人往往都表现为尊儒而喜老庄。所谓儒道互补，是士人精神张力所在。司马迁可称之为开先河者。有趣的人，不论在儒在道皆有趣，反之则皆无趣。
司马迁这样确立创作目标：“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迁并无系统异端思想，但对儒学神化迷雾，却有独持异见的勇气，不时冲破当代儒术的羁绊。虽然我们从《史记》中得不出“究天人之际”后的明确答案，但司马迁之天不等于董仲舒之天，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对孔子止于“圣化”，董仲舒则将儒教“神化”。董之天不可究，迁则究之。《史记·伯夷列传》中写到伯夷、叔齐品性高洁而饿死，盗跖暴戾以寿终，司马迁不禁感慨：“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思想不时旁逸邪出，超越正统儒家规范，对汉代儒术更是颇有微词，其思想又体现出多元混沌乃至矛盾状态。
司马迁之魂，正是混沌又清澈，坚定又怀疑之魂。这是司马迁的深邃所在。
多元混沌的司马迁，最坚定明确的精神追求是把自己的名字擦亮。只有把名字擦亮，才能对得起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天地宇宙，才能对得起手中的“史笔”。他是以悲壮之情对待这一点的。
重名是儒家传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司马迁视孔子此语为座右铭。“立名者，行之极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视确立名节为人生终极目标。《史记》中，他常常用名不虚立、名冠诸侯、名垂后世、名重泰山等语深情赞颂所述及的杰出人物。“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史记·陈涉世家》）这是起义草民陈涉的豪言壮语。“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对自己的文采早有自觉，他认为如不把才华表达出来并传之后世，那是可耻的。
司马迁重名，亦出于儒家世俗伦理责任。“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把自己的名字擦亮，是为包括父母在内的列祖列宗尽孝。由此可见，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司马迁生命意识中的地位。在司马迁看来，立德、立功与他无缘，唯立言是他可以把握追求的。
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的立名冲动更加紧迫强烈。可是，司马迁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是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司马迁之名，是名节、气节，是贯通古今、顶天立地的判断与正义担当，舍此则断无可能确立司马迁心目中之大名。从来都是名利相随，追名逐利必立足眼前当下，必巴结权贵。司马迁之立名却以彻底剔除眼前功利、抛弃当代为前提，完全不存以著述求当世功名之念。司马迁比孔子所要求的立名境界可说更彻底更纯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孔子把功名完全当作今生今世之追求，并且有年龄限度，越早越好。
体会一下司马迁这些话：“述往事，思来者。”“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报任安书》）“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史记·封禅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太史公自序》）这一口吻，这一情怀，弥漫整部《史记》。这极重要。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更有利于我们体会这些话的伟岸与深情。司马迁是以未来意识去审视历史的。他把立名冲动放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坐标上。他判断历史，并自信其判断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司马迁重名，在某种意义上与追求真理同义。
创作却绝无眼前名利企图，不唯人欲横流的当今无人企及，古代亦罕有其匹。重名的司马迁，却取消了当代，取消了汉武帝评判他的资格。你割我的卵，我灭你的胆。眼前江山是你皇家的，我要打扫清理出一片“历史江山”。我的判断是根本判断。这是何等胸襟？谁能有此胸襟？谁曾有此胸襟？
司马迁在精神上彻底从现实退却，在历史里纵横驰骋。他要在历史里为自己正名。他竟然做到了。
天下大势在我胸
人穷则返本。
——司马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
司马迁单人独骑，一往情深，一意孤行，突入历史的纵深地带。
《史记》就记录的深度广度，思想情感的高度强度而言，不仅前无古人，亦堪称后无来者。从哲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史记》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的秘密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司马迁之后，修史之责被统治者强调得愈来愈重，修史路径却愈来愈窄，以重臣监修史书成为常态，史书越来越无趣，个性光彩、人性深度、批判锋芒从史书中全面退却，再也难见文气丰沛、识见卓越。
司马迁看到这是一个势利世界，又是一个悲剧世界。无数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陷入各种各样的悲剧。可是，还有无数人为了正义、情义、信念、国家，或仅仅为保持人格尊严，而自觉选择悲剧命运。《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一百一十二篇写人物，人物多数为悲剧人物。其悲剧人物之众，悲剧氛围之浓，悲剧性质之彻底，中国古代史学、文学著作皆无出其右。悲剧意识是司马迁的精神本质。“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独创的叹息形式，《史记》就是一声深长的叹息，众多篇章皆以悲夫、乎哉、矣、乎、哉等叹词来结尾。《史记》充满了郁结、苦闷、寂寞、激越、沉吟，可视为一篇淋漓着司马迁心灵苦汁的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