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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荆轲、项羽、蒙恬、白起、吴起、屈原、贾谊、李斯、李广、李陵、张汤、主父偃等等，从市井细民到宫廷权要，他们的人生无不以悲剧收场。
李斯：出卖良知、精神自宫者的典型。精神自宫者死于阉人赵高之手。这是个掀动司马迁复杂情感的人物，恶心、痛惜、怜悯，皆有之。《李斯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让李斯面对老鼠——蝇营狗苟的老鼠。这是一位身体被阉割者，给一位精神自宫者的定位。李斯作为一个携有巨量信息的人物，出现在司马迁笔下。
张汤：一个“模范”酷吏而最终不得不自杀。《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亦开篇就让张汤面对老鼠。张汤儿时，肉为鼠偷吃，张汤因看家不力遭父殴打，张汤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布置场面，传布文书庄严“审鼠”，当堂处鼠以“磔刑”。审鼠的孩子后成长为酷吏。这个盛世看上去光鲜异常，却需要大量酷吏来维稳。《酷吏列传》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是皇权的投影。纣只有一个，助纣为虐者却必是一群。张汤审鼠，庄严常常就是滑稽。
张汤、李斯与鼠之关系这种细节，极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主父偃：一个皇权时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剧。司马迁却对之寄慨遥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写至主父偃被族，司马迁悲情又起：“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一徽记，如伏流千里，贯穿《史记》全书。
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入史，后世对此争议不断。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修史体例，既决定于他的实录精神，亦决定于他将文采“表于后”的决心。这一体例最有利于塑造人物，铺陈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对厕中鼠与官仓鼠的心理活动，小儿张汤一人在家中审鼠的场景，鸿门宴上的勾心斗角，项羽乌江自刎时言行……《史记》中遍布此类私密性极强的细节。这类细节是怎么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有些细节干脆就来自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能。这违背历史真实了吗？司马迁追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更本质的真实。把历史场面生动地布置在你眼前，这是司马迁突出的本领。一个无史识史才的人，给他再多史料也无意义。《史记》是史诗，亦是诗史。它同时具备伟大诗篇的美学意义。
司马迁笔下的现当代人与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样。写古人，虽也有激情澎湃之时，但以求证、概括、理性为主。写现当代人，司马迁可就放开手脚了。你看，陈胜、吴广、项羽、樊哙、刘邦等等一个个活灵活现，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司马迁是一个有强烈还原历史真实愿望的史学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当然亦可对司马迁持此态度。可是具体到《史记》中的历史事实与细节，相信还是怀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不再是重要问题。以情感入史，是司马迁的缺陷，也是他的伟大。去掉司马迁情感的《史记》，绝不会是伟大作品。司马迁对距他不远的现代人物，敢于进行创造、塑造，大肆张扬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占有材料，对人物具有本质性把握。他在记录历史，同时实现了艺术真实。
司马迁所创制体例为后世继承，其著史的本质精神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文学精神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无不以《史记》为准绳。当文风颓靡时，真正的文学家就到司马迁那里寻找生机和力量。从《红楼梦》的浓厚悲剧氛围里，亦可探得《史记》消息。伟大的文化创造必息息相通。
司马迁职掌文史星历，著史却是私人撰述。至东汉班固时，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阉割，奉旨却是必须先行精神阉割的。相对于《史记》，《汉书》是规矩的皇家史册。《汉书》主旨或许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应，固皇权一统，成官史规范。核心是“以求亲媚于主上”。班固判断《史记》，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眼里，司马迁俨然异端了。大师往往充满矛盾，精神阉割者却最易以立场坚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现。班固肯定《史记》实录精神，却难以接受其思想锋芒。班固的话对皇权后世影响甚大。汉末，司徒王允欲诛蔡邕，蔡邕上书求毁容刖足，留下一条命，以著成汉史。这显然是要效法司马迁了。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蔡邕难逃一死。《史记》为谤书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司马迁恪守实录，但又有强烈的主观性、个性。终身抱持婢妾心态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见司马迁的瑰异光彩。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无不热衷于为皇权“资治”，少有社会经济大局的揭示，更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究，显然气量狭窄，局促矮小。无主观性、个性之史学家，竟亦难以实现深远的客观性。
针对班固贬斥司马迁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窥也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谈 司马迁》）可谓一语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记》光辉所在。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的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荣形象的立场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对当代史的忌讳几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对古代史都是如此。
深情的司马迁“绝情”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如此，他不会走向雄伟开阔。
有此绝情，方有绝唱。有此绝唱，方能称为“独断历史”（章学诚语）。
“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顾炎武语）有天下大势，有细节，有深情，这就是司马迁。
读《史记》，我时常恍然感到，司马迁就站在我的身旁。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司马迁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人普遍接受鲁迅对《史记》的这一评价。《离骚》标志独立诗人的登场，《史记》则标志独立史学家、文学家的横空出世。屈、迁同历极端精神痛苦，但屈原之痛可由外因而得到缓释或解除（如楚王重新起用他），司马迁之痛却是无解的。司马迁激越感情与强大理性并存，屈原则理性相对匮乏。史学家为历史正义而选择忍辱偷生，诗人因无力扭转楚国命运、自身命运而投水自尽。同为悲剧，司马迁的悲剧更具精神彻底性。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儒家人格观，在受宫刑后的司马迁那里变得如雷贯耳。司马迁却选择受辱偷生，选择让肉身在卑贱荒谬中活下去。这不是司马迁的分裂，而是社会的分裂。
“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就是活下去，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加缪语）加缪的立论前提为“世界荒谬”。对司马迁来说，屈辱痛苦被植入身体深处，荒谬已被植入身体深处。司马迁选择在荒谬中活下去，并在荒谬中证明自己。
本文或许过于突出宫刑对司马迁对《史记》的作用，大约难免会犯顾此失彼的错误。以司马迁之才识，没有宫刑，《史记》亦会完成，或许亦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伟大作品。但他或许难以告别“以求亲媚于主上”的心态，那注定是一部为了献给皇上而创作的书。宫刑彻底改变了这一心理。宫刑使司马迁进入“发愤著书”状态。怀抱如此大的心事，这是养尊处优的遵命史官难以体会的。从挑战程度、受迫害程度上讲，司马迁远超孔丘、屈原、左丘明等。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文学确立了一脉反阉割、反柔懦的阳刚之气。
汉武帝不会想到，他宏伟一生里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竟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
司马迁走过了灵肉之间的漠漠荒原。随着历史的演进，他的创作产生了极为广阔深厚的意义领域，远远超出了他本人的感觉与想象。两千年来，司马迁和《史记》的遭遇似乎告诉我们，文化或文明就是一棵大树，它知道该吸收哪些养料。
一个穿过了精神炼狱的人，自然会看见他人看不见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