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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李斯之后约百年著史。擅长以穷形尽相笔法塑造人物的司马迁，思量着近世这个稀有独特士人，颇费踌躇。
别具一格的李斯（约前284——前208年），别具一格的《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列传》开篇如此直白：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一场大剧就要上演，被司马迁派出与李斯这个未来的非凡人物一起亮相的，却是几只窸窸窣窣寻寻觅觅的小鼠。
司马迁掂量楚国上蔡小吏李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人格门槛——不择手段成为安全又光荣的官仓鼠。
李斯创造了奇迹，他竟然成功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厕中鼠勇猛晋级为官仓鼠。可是，当理想中的生活化成真实的生存，旁观成为亲历，竟然滋味大变。——官仓里不止有鼠，还有猫头鹰及其他猛禽野兽。这是一个按丛林法则运作的世界，在那里，你是一只什么鼠实在是无所谓的。
《李斯列传》结尾处如此写李斯之死：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秦朝是没有诗意的，秦人是反抒情的。所有诗意都已被始皇、李斯们取消。而深情的司马迁还是给李斯保留了一点诗意，悲惨的诗意——成功后又彻底失败的李斯，不能对人生作出任何肯定的李斯，曾经的帝国文胆李斯，死到临头的官仓鼠李斯，唯一可再说一说的，就是无法回去的田园生活。
李斯面对宫廷里一幕一幕兔起鹘落的惊险，有时会涌起故园之思，念起率领小儿、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情景。
回望来路，是如此清晰，但李斯明白，此生是回不去了。
那是一个取消一切回旋余地，回头可能的时代。不仅有形的田园被取消，无形的精神田园也被彻底取消了。老鼠与黄犬，以它们灵敏的趾爪，抓挠过李斯的一生。使尽了鼠辈伎俩的李斯，最终却连黄犬田园也成妄想。李斯的人生，以思考老鼠始，以想念黄犬终。
李斯与他的“同路人”，那些精神上一再自我简化或被简化的人，意志即使曾坚如铁石，生存却无非灰飞烟灭一枕黄粱。
李斯与荀子
那个时代，老师对学生的规定作用是很强大的。孔子门徒众多，却几乎无人能越出孔子划定的思想视野。
在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那里，这一规定似乎失灵了。
荀子有三个著名学生：李斯、韩非、张苍。张苍侥幸活到了汉代，主要政治活动在汉初，不多说他。李斯、韩非皆活跃于战国末期及秦朝。李斯助嬴政完成统一大业，成为千古一相。韩非将法家学说推向极端，在秦朝几乎被奉为圣人。荀子的这两个弟子，能量大、能折腾。荀子以高寿善终，两个弟子却皆以惨烈方式为生命谢幕。
李斯面对老鼠自省过人生之后，就外出拜师学习：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
作为先秦最后一位文化巨人，荀子以孔子继承人自居，对孔儒之外各家学说均予以激烈批评，已显露出独尊孔儒、统一思想之先声。在孔孟那里特别是孟子那里，义利对立，荀子则强调义而兼顾利。荀子文章寓雄辩于温厚，有锋芒，有力量，有道德尺度。荀子以人性恶为立论出发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又说“涂（途）之人皆可为禹”。只要设计好制恶路径，人性虽恶，而善是可以期待的。荀子比主张性善的孟子多些对人性的洞悉，却仍然信任人。读《荀子》，其开阔胸襟、温馨情怀是颇能感人的。
李斯、韩非那里，显然把老师支撑门户的某种东西弄丢了。
李斯那颗雄心，时时呼应着骚动不安的战国天下。生死存亡是逼到列国眼前的现实，并化为思想文化的激烈交锋。荀子坚持他的温厚言辞，李斯心灵里却早已戈戟森严。李斯感到学得差不多了，学以致用的冲动便格外强烈。他觉得祖国的楚王不值得侍奉，包括楚在内的东方六国都非理想建功之地。他把目光投向西部那个强悍无匹的秦国，断定只有秦国能匹配自己鹰隼般的雄心。李斯辞别荀子时的话，简直有些不客气了：“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列传》）李斯已是满腹焦虑：不抓住此千载难逢布衣翻身的机遇，却堂而皇之以“不好利”“无为”粉饰自己，那算什么“士”啊。李斯要做的士，已大不同于荀子之士、诸子百家之士。这个一无所有只有一颗雄心的士，念叨着“得时无怠、得时无怠”，急吼吼地奔赴秦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