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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韩那里，无自省、无良知、无诗意、唯阴狠、唯诡诈、唯刻薄，他们打造的是一个狭隘紧张的反对一切知识的“知识体系”，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黑洞”。知识思想体系无疑是任何文明的核心，没有哪种文明无此核心而能发育成长。文化落后又急欲称霸的秦国，绝无接纳文明程度较高知识思想体系的耐心与眼界，吞下“商韩体系”这剂见效快的猛药，是其必然选择。
人类本性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这一现代观念，在诸子那里是同样成立的。而在商、韩那里，人的生物性被无限放大，社会性、精神性则被一笔抹杀。从信仰角度讲，商、韩及法家信徒李斯等皆无信。但他们又极为坚定地信强权、信功利、信诈、信术。他们的言论只有一个目标听众：君王。他们把灵魂卖给君王，同时追求自己的及身显荣。商鞅、李斯创造了奇迹，一度享受了成功。
嬴政在成为始皇之前，就借韩非的同学李斯之手，随便把韩非处理掉了。嬴政只要韩非思想，不要韩非这个人。李斯比韩非轰轰烈烈多活了数十年，最后与商鞅一样，不得不承受成功后彻底失败的命运。推动“法治”又主张绝对君权的法家这三位代表性人物，皆死于自己向往并亲手打造的体制。这体制的品质应当很符合他们的期待：钢筋铁骨、威风凛凛、无情无义。商、韩、李皆为士人或曾是士人，却不给其他士人留丝毫生存空间。只是他们大约不易想到：这体制吃掉他们比吃掉体制外的人更容易更方便。作法自毙、作茧自缚用在他们身上再恰当不过。他们制造了一个令他们十分得意的“瓮”，却发现具备“请君入瓮”资格与能力的人马上就换成了别人。
商鞅变法，商、韩理论，人性稀缺，营养有限，毒性甚强。顽强立国达七百年的秦国，完成统一、体制强大到登峰造极之日，竟就是其崩溃之时。强敌没有了，越积越多的“毒”往何处施？帝国机器迅速失灵，体制立即陷入疯狂自噬。始皇子孙之间、体制内高层之间，展开了消灭对方与求一己安全的比赛。以人人自危的铁血恐怖追求想象中的安全，赢来的却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式的湮灭。瓜瓞绵绵、传之万世的美妙设计，演绎成足够惨烈的第一场帝国噩梦。毒药猛药，见效快不容否认，死得快更是事实。专制者迷恋愚民高压政策的同时，不可能不同时积累深化自己的愚蠢与毒性。历史事实是，民众从愚蠢中明白过来只需瞬间，统治者则常常蠢梦难醒。陈胜、吴广发现他们只能踏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之路时，一下子就扔掉了“愚朴”外衣，千千万万根木头忽然打破了沉默。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接着项羽、刘邦登场了。
项羽遥望始皇出巡队伍，曾感慨“彼可取而代之”。取而代之的任务，却由流氓品性更胜一筹的刘邦完成了。大汉在秦朝废墟上投胎。汉武帝刘彻接受并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皇权有了支持其远行的软件。这是一种能让民众喘口气的软件。到实在无法喘气时，再上演新一轮取而代之大戏。
两千年皇权时代，所有皇帝都需面对始皇与商、韩。骂一骂暴君始皇，是皇帝们的共同选择。贬一贬商、韩，或起码不公开赞扬商、韩，也是大多数皇帝的态度。皇帝必须首先露出一张儒家所要求的“仁义道德”脸来，而皇权“外儒内法”亦是古今共识。商、韩法术永远是皇权所依赖的暗器兼利器。取而代之大戏虽一再上演，却永远是皇权克隆，只有旧灵魂没有新生命。
轴心时代的西方，并无与商、韩近似理论。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即人治，体制上维护君主制。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体制上主张民主制、共和制。同时代的中国，儒、法两家皆拥护君主专制。儒家有限制君权思想，法家却每每痛惜君主不够狠不够阴不够毒。商、韩法家并未导向真正的法治，而是导向更极端人治。他们自己的惨死，是最直接证明。他们的理论养育出无法无天暴君，毫不奇怪。商、韩式思维，古今皆有。在纳粹德国或与之近似极权环境下，某种“普不适价值”会被狂热地当作真理乃至终极真理。
商鞅命运是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始皇命运、秦朝命运又何尝不如此呢？特别是，短命的秦帝国导致了商周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灵涂炭。谁赢了？司马迁没找出谁赢了。古人皆不明白谁赢了。古人眼里，从商鞅到秦帝国覆灭，没有赢家，只有惨绝人寰。这也是后世皇帝们对始皇，对商、韩，一般不能亦不敢持公开肯定态度的原因。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戏剧性，实在不比任何舞台戏剧差。这令居于权力塔尖的帝王，都不能不眼花缭乱、心惊胆战。
将天下由蛮秦实现统一，视为顺应历史潮流等等，这并不比“成王败寇”观念更高明。齐、楚、赵等国皆曾拥有统一天下实力与可能。在这场历史大戏中，天下统一或许是必然，由谁实现统一却是偶然，个人命运更是偶然中的偶然。现代的一些历史解说常常不过是为历史既成事实进行辩护——对偶然的结果，进行必然的辩护。蛮性十足的商、韩理论，与耐苦战、少文化、乏理性的秦国国家性格一拍即合。秦之灭六国，与元灭宋、清灭明是本质近似历史现象——较低文明对较高文明取得军事胜利。这一现象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却并不能改变高文明影响同化低文明这一主流。元朝实现的“统一”举世无双，文明进步的意义却谈不到。清灭明亦如此。近百年来，商鞅“推动历史进步”、“为变法牺牲”之类说辞，不过是现代“历史进步主义”视野下的标签而已。我甚至觉得，这简直有拿商鞅悲惨命运“开涮”味道。“文革”期间，人类思想成果几乎全被归入“封、资、修”黑货，唯“法家”大放异彩，商、韩被捧到不可思议高度。这可称得上是一个豪情万丈、无法无天的时代。
汉朝及以下，商、韩理论不得不退居幕后。汉代秦，是硬件上的继承，软件上的“抛弃”。儒教为统治者站台，竟站了两千多年。儒教让人能喘口气，而不是一味掐脖子。经过现当代百多年激烈现代化及革命摧折后，儒教差不多已成孤魂野鬼，却仍在中华大地徘徊。商、韩法术从秦亡之后，就陷入鬼鬼祟祟境地了。
商鞅、韩非、李斯在他们的现实中，非死不可且死得十分难看。在历史里，他们的“毒性”却一直有用。有些木头，生根发芽的能力很强。苏轼《商鞅论》有言：“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苏轼之言不无偏颇，“耻言商鞅”自然是主流，肯定商鞅者亦代不乏人。苏轼说“世主”对商鞅“阳讳阴用”，则完全是历史事实。被视为儒臣典型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好好读《商君书》。这位胸襟森严的政治家一定倍感遗憾：帝王不学自明之术，愚懦的刘禅却不懂。诸葛亮自然会遵奉儒家大道，法家作为不易张扬却管用的小道或潜规则，亦不可或缺。刘备活着时，就令其子多读《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了。冠冕堂皇的皇权不能摆脱暗箱操作、阴鸷味道，是不用奇怪的。
商、韩理论能通向现代的因素微乎其微。
康德有此名言：“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康德并非表示对人性的失望，而是承认人性复杂。商、韩那儿，总是蛮横地将人性简化再简化，简化成一条“恶”的直线。他们一定要造出简单笔直的东西，造出让君主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东西。
徙木立信被当作“取信”于民典范，人云亦云数千年矣。这一游戏，立信其表，立威其里——我说一不二，我说到做到，我不容怀疑。想象一下“徙木立信”场景，难道不能嗅出逼良为娼味道吗？那“徙木立信”场景，正含有通向“指鹿为马”场景的潜质。这两个场景在秦国土地先后上演，相距仅一百多年。现代人，若念念不忘玩徙木立信游戏，说不定，你可能有颗“商鞅之心”呢。若商、韩阴魂不散，现代法治必步履维艰。
读《商君书》与读《韩非子》感受近似：峻急，犀利，阴鸷，刻薄。研读过商、韩之后，需读些温暖的东西来平衡自己。脊背发凉的感觉不好受。人类有价值的思想都不是“官府”创造的，官府却能创造“以吏为师”的环境。商韩理论自然会导出爹亲娘亲不如君王亲这一反人性反人伦逻辑。
现代政治经济的游戏规则，可说已非常简单明白：确立契约，公开契约，然后玩。这个“简单”，与商、韩所追求的简单，本质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