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传统价值观要推翻。“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商君书·说民》）信任利用善民，民众就亲近亲人；信任利用奸民，民众就亲近依附国家体制。“国为善，奸必多”“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君子斗不过小人，是常有的现象。若国家以体制为小人、奸人作后盾，小人奸人当然会如虎添翼，加倍心黑胆横。在商鞅的设计里，这样做才能实现国家、君主及他本人的最大利益。“国有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商君书·去强》）一切都要反着来。既然要反传统乃至反常识，统治者就需要一个反常环境。历史的冷酷之处在于，在一定时空下，在封建统治者配套措施推动下，其反人性价值观常常得以确立，符合统治者需要的某种“大治”局面是能够出现的。
配套措施要到位。“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商君列传》）“告奸”、“连坐”作为统治术由来已久，但商鞅首次将其制度化、系统化、严密化。对告奸、匿奸的奖罚措施相当血腥。公然奖励告奸的时代，一定是最黑暗悲惨的时代。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商君书·弱民》）“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君书·开塞》）持续的告密奖励，会使人心形成“自律”“自断”，无人敢越雷池一步。恐怖政策既能改变人的行为，亦能改变人的心理。人性无疑有其稳定性。但人性一定程度上又是动态或液态的。久处非人体制容器内，人性发生变化扭曲亦属正常。告密等反人性行为被鼓励的时代，社会意识、社会生态及文化，被强力重组重建，“他人即地狱”极易化为普遍现实。或者说，国家有多大，监狱就有多大。封建统治者强烈感觉到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地狱与监狱。
对如此赤裸裸的反人性逻辑，商鞅并不担心民众反弹。一是商鞅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君王，只要君王欣赏并实践他的理论就可以了。再就是，他有空前严格的愚民措施。愚民是古老传统，反传统的商鞅在这方面不但不反传统，还将其推至极端。
在商鞅那里，愚民有“釜底抽薪”之效。“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大量使用“壹”字——壹言、壹教、壹民、壹刑、壹赏、壹山泽等等。“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商君书·弱民》）通过将从精神到物质的一切加以统一、划一，彻底掌控在国家与君主手里，就能愚民、弱民、制民、强国。商鞅一再强调民与国的对立，唯恐君主心慈手软。“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商鞅以为，民“强”而不驯服的原因是好知好学、有智有思。所以，一切言路都要杜绝，一切文化知识都要反对。商鞅将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等说成是危害国家的“六虱”（六害），皆在打击取消之列。“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商君书·垦令》）商鞅主张禁止大臣、诸大夫等人的一切游学、游仕活动，以切断民众获取知识信息通道，甚至提出禁歌舞娱乐、废旅馆，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交际活动。
商鞅曾有焚书之举。韩非就赞赏过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行动。像商鞅这样处心积虑的极端愚民举措，实属罕见。
与愚民措施呼应，施政措施亦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政民之所恶，民弱；政民之所乐，民强。”（《商君书·弱民》）施政从民众憎恶之处入手，能削弱民众，反之就会使民众强大。“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商君书·去强》）重罚轻赏能令民众甘心为君主、国家出“死力”。“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商君书·开塞》）《商君书》还提出要防止民众富裕，发现他们富了就要设法让其穷下来。这样才能培养并保持国家“杀力”（类似“战斗力”）。穷一些比富一些更令统治者放心、更有用。似曾相识，耐人寻味。“工具”处在半饥饿状态，则更能吃苦，更愿上战场。工具体现出的工具性越彻底，专制者越成功。类似匪夷所思极端主张，《商君书》中比比皆是。在条件具备之后，思想越粗糙、越简陋、越极端，往往越管用、越有效。口号治国、标语治国是可能的。
与专制体制下高层政治黑幕化景观不同，处在高压及互相监视下无任何隐私可言的民众，甚至会呈现出不无可爱的“愚朴”形象。商鞅之后约百年，思想家荀子来到一直贯彻商法的秦国，他对秦地民风不无赞赏：“其百姓朴，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荀子·强国》“甚畏有司而顺”，这是最令专制者向往的。“我的人民多么好啊！”最高统治者或许会发出这种感慨。“霸道”之“霸”当然会首先施加在本国民众身上，“工具”们会体现出体制所需要的统一，甚至会呈现万众一心局面。牧者一人能放牧一群牲畜，把牲畜撵到有水草的地方就是对牲畜的最大恩惠。专制者羡慕牧人在一群牲畜中的至尊地位，称自己的工作为“牧民”。牧者当然希望牲畜只具备听懂口令与弄清哪种草可吃的智商。被纳粹德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作家托马斯·曼，说纳粹德国不配称作“国家”，而应称为“白痴野战营地”，白痴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某些场景，并不会因相隔数千年而有什么本质不同。
《商君书》内容复杂，除了商鞅作品，还有不少商派人物作品。本文选录片断当然大都可视为极端之言。极端之言却又是本质之言。读《商君书》，联系那个时代，不禁要问：难道就无牵制平衡力量吗？
已持续了数百年，为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奠基的百家争鸣余绪犹在。可是，以商鞅入秦为标志，百家争鸣在秦国提前结束了。长期文化落后的秦国从商鞅那里获得自信：我不跟你们比文化比开明，我跟你们比拳头。秦国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在秦国，有可能平衡牵制法家的力量，全被无情取消了。
国家是强大了，民众却不得不以愚朴形象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国家让他们成为鞭影下的牛羊之群，成为广大而沉默的木头之群。
一根生根发芽的木头
荀子赞扬了秦国之民，却在另一篇文章中彻底否定“秦兵”。
《荀子·议兵》篇有段荀子与弟子李斯的论辩。李斯把秦国强大原因，归结为秦能做到“以便从事”（怎么有利怎么做）。李斯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是相当赞赏的。荀子生气了：“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荀子竟说秦兵是“末世之兵”。荀子已经看出，这个张牙舞爪的强国，缺少支撑其远行的“软件”。这好像是为秦国的未来把脉。这个时候，秦国统一天下步伐正在提速。荀子真是伟大，他似看到了繁华背后的荒凉，秩序背后的无秩序。在同一文中，荀子还追溯历史，说百年前商鞅所统秦兵是“盗兵”。秦国能取消国内言论自由，却无法取消天下言论自由。
商鞅之后，遵奉商鞅路线的秦国，在残酷战国环境中，基本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嬴政时代，秦国又来了一位精神导师韩非，而韩非与商鞅思想一脉相承。《史记》载，嬴政读到韩国公子韩非文章，受到强刺激：“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了得到韩非，竟发兵攻打韩国。韩非来到秦，很快就惨死于秦。
韩非理论比商鞅理论更彻底更反人性。韩非眼里，人就是“以肠胃为根本”的生物性存在，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皆有利则合、无利则离，绝无情义可言。韩非告诫君王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对“同床”“在旁”等最亲近之人首先要提防。韩非与商鞅一样一面鼓吹法治，一面把君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这还不够，韩非还主张君王享有无限纵欲权。
无法无天的暴君已经呼之欲出了。
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命名为人类“轴心时代”。人类古老文明以及至今支配人类的思想全在此时期生长繁荣。这真是一个伟大又温馨的时代。老、庄、孔、孟、墨诸子及商、韩都在这时代。读商、韩之外的诸子文章，不管其主张为何，皆具或浓或淡的人文精神。“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是理想，亦是现实。文化发达之域感召文化落后之域，人类文明发展主流至今如此。老、庄似取一种水底下望人望社会视角，略显冷淡与诡谲，但其出世之飘逸正建立于入世之牵念上，并无反人性主张。没有谁对人与人的精神呼应是完全排斥或绝望的。“远人不服，重拳击之；国人不服，重刑加之；人心不服，告奸摧之。”我这样概括商、韩理论，是否有点刻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