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德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怎么可能做到的?”我问他,也问他的同事,每次见到曾在战地医疗小组工作过的人我都会这么问。根据他们的描述,我发现,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努力做一些事情:从实践中总结方法,研究如何将已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而我们这些民用医疗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怎么样,顶多称得上时好时坏。这些医生跟我谈到的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几乎算是平庸的改进方法,却在战场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这些在国内工作的医生却很少做这样的跟踪监测工作。要是问一家典型的美国医院的外科医生,最近六个月外科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症率是多少,恐怕对方根本回答不上来。没有哪家机构要求旗下的医生收集这些信息。我很想辩解说,医生们根本也没这个时间。可后来我想到了巴格达的医生们深夜里坐在电脑前的场景,他们知道分析的结果十分重要,所以他们废寝忘食地收集那些数据。他们深刻地了解,唯有像这样关注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有机会做到更好。当然,如此关注细节的不是只有他们,还有为了在全世界消灭脊髓灰质炎而奋斗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们,以及努力杜绝医院内感染的匹兹堡退伍军人医院的工作者们。
1998年,他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他很快成为那里的外科肿瘤主治医生。皮珀斯以三件事闻名:镇定、聪明(在学习结束前,他就已经发表了17篇论文,都是关于乳腺癌疫苗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医生实习期间和妻子养育了五个孩子。外伤手术并不是他的特长,在被调配到战场之前,他从未见过枪伤,甚至从未见过任何跟伊拉克战场上相似的外伤。在沃尔特·里德中心,他的工作也是以乳腺手术为主。然而,在伊拉克,他和他的医疗小组却成功地拯救了那么多伤者,把死亡率降到了历史新低。
* * * *
他曾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波士顿布莱汉姆女子医院外科住院部实习,后来又到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做癌症外科研究员。当他最终完成职业训练以后,需要在军队服役18年。我本人和认识他的任何人都不曾听到他对此义务有过怨言。
随着战争的继续,医疗小组不得不面对无数难以预料的困境。战争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预期,伤员的数量与日俱增,而且,伤情的特征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事实证明,那些熬夜输入的数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有外科医生分析外伤日志后,发现眼睛受伤的发生率很高。早前,上级已经下令让士兵们佩戴护目境,但他们显然是不愿意照做,因为发放的护目镜样式过于土气。一个士兵这么形容说:“戴上那玩意儿,看上去就像个佛罗里达的老农民。”于是,军事部门不得不追随时尚的潮流,给士兵们更换了外形更酷的威利牌防爆太阳镜。自此,眼伤的比率显著下降。
如果说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新的技术,那似乎跟军队医生们的专业技能也没什么关系。42岁的乔治·皮珀斯是一位外科肿瘤专家,我在医院做外科实习生的时候,他是总住院医生。2001年10月,他率领他的外科小组进驻阿富汗,服役一段时间之后返回,随即又于2003年3月被派往伊拉克,跟随地面部队从科威特穿越沙漠进入巴格达。
军队医生还发现被自杀式炸弹、地雷和其他简易爆炸装置炸伤的伤员数量逐渐增加,而且这种伤势特别难治疗。简易爆炸装置往往会同时造成穿透伤、钝器伤和烧伤。榴霰弹里不但含有钉子、螺栓之类的金属物,还会有尘土、衣料,甚至袭击者的骨头。而遭到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以后,受害人身上的伤口虽然看似不起眼,但因为数量巨大,可能会使人流血过多而死。根据这些情况,军队更新了士兵急救箱里的物品,补充了应急绷带——一旦受伤,可以当做止血带缠在伤口上,并且用单只手就可以把它扯下来;还给士兵们发放了一种新型的绷带,内含一种能让血更快凝结的药物。接收到爆炸受害者后,外科手术小组会先用纱布包扎好所有的出血点,然后再开始实施腹部手术或其他治疗措施。而且,他们还开始把冲洗伤口作为固定程序,以确保彻底去除可能导致感染的残余物。
* * * *
不过,军队的医生们也不是每次都能找出解决办法。日志记录显示,还有很多问题至今都没获得满意的解答。譬如,在伊拉克战争早期,防弹衣对防止躯干受伤效果显著。可到了后期,外科医生们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给人造成的爆炸伤面积很大,向上可延伸入头盔、向内可穿透腋下的防弹衣。爆炸伤还造成数量空前的肢体损毁伤,也就是四肢的软组织、骨骼,往往还包括血管的损伤。这些伤害都极具破坏性,还有可能致命,对整形外科医生来说,要不要给伤员截肢是最困难的决定。军队外科医生过去总是参照普通外伤标准来作出选择。可是对手术结果的分析显示,那些标准并不适用于当下的战争环境。原因可能是这里的肢体损伤程度更高,还经常与其他器官的伤势一并发生,因此,虽然医生们的初衷是想尽力保住伤者的肢体,但结果往往会导致失血、坏疽和败血症,反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