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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天，我受邀参加“战时巡诊”，来到位于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这才对战争伤亡的规模有了一些认识。每周四，那里的外科医生都要跟巴格达的战地医生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华盛顿收到的美军伤亡报告。我到的那天，大家讨论的病例包括：一例枪伤、一例反坦克地雷炸伤、一例手榴弹炸伤、三例火箭推进榴弹炸伤、四例迫击炮炸伤、八例简易爆炸装置炸伤，以及七例无明显原因受伤。受伤的士兵全都不超过25岁。其中伤势最轻的士兵19岁，一颗地雷完全爆炸，炸穿他的面部和颈部。一个士兵失去了部分手臂，还有一个被大规模爆炸炸掉了整条右腿和膝盖以下的左腿，骨盆处还有一个开放性伤口。一个受到枪击的士兵伤在左肾和结肠，另一个伤在腋下，需要实施腋下动静脉再造手术。还有一个脾脏破损、头皮撕裂和彻底舌撕裂。这全都是十分严重可怕的伤势，然而，他们的性命都被救了回来。
后期并发症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举个例子，外科医生们逐渐发现肺栓塞和下肢血栓的发生率高得惊人，这可能是因为肢体损伤非常严重，而且伤员此前经过长途运输造成的。数据显示，送到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的伤员中，有5%出现肺栓塞，其中两人因此死亡。对此，尚无明确可行的解决措施。伤员刚受伤不久，需要多方面的治疗，这时为了解决栓塞问题使用抗凝血剂恐怕是不明智的。
军队医疗团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这很值得思考。海湾战争以来，并没有重要的新技术或疗法诞生。此外，医疗人才的供给也相当不足。2005年，这支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的美国军队中只有大约120名现役、200名后备役的普外科医生。能够派遣到战场上的最多只有30~50名普外科医生以及10~15名整形外科医生，他们要负责支援在伊拉克作战的13 000~15 000名美国士兵。而且，这些医生和他们的医疗小组自身也可能命丧战场。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在伊拉克受伤的士兵中还传播着一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鲍氏不动杆菌，而从阿富汗战场送回来的士兵当中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这种病菌的抗药性究竟是抗生素的使用造成的，还是已然存在于驻伊部队的群体之中，还是个未知数。不管是何种原因，2004年，沃尔特·里德接收到的442名伤员当中，有37人（即8.4%）感染了鲍氏不动杆菌，该比例较之前高出很多。细菌会感染士兵身上的伤口、假体<a id="link-301" href="#link-302"><sup>①</sup></a>，而且至少还能再传染其他三名医院病患。后来，来自伊拉克的撤退伤员一到达，就会被隔离并监测是否携带病菌。沃尔特·里德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保证卫生工作人员更好地清洁双手。
不过，这些研究几乎都尚未成功，也没有在当下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发挥什么作用，可是伤员的死亡率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历史性的下降。虽然在现在的一些战争中，受伤士兵的人数比过去的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和美西战争加起来还要多，比越南战争前四年的参战人数还要多，可死亡人数却实质性地减少了。受伤美国士兵的死亡率仅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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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迫切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降低死亡率的方法。集中精力发明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应该就是最具前景的途径了。20世纪的进步就是这样得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明了新的麻醉剂和血管外科手术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究出了更好的烧伤治疗办法、输血方法和盘尼西林；朝鲜战争期间，抗生素得以大规模应用。美国政府为各种各样的新研究投入了数亿美元，研究范围包括血浆代用品和冻干血浆（没有新鲜血液时可用来输血）、外伤伤口的基因治疗法、中止肺损伤的药物疗法以及监测传输战场上士兵生命指征的微型设备。
上述这些都还只是属于医学上的困难而已，战争形式的变化同样会带来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随着战争从最初的闪电性、高机动化的军事行动转化为更为持久的驻守行动，野战医院必须作出调整，将设施固定化。比如，在巴格达，医疗工作人员迁入了绿区的伊本·西那医院。调整之后，越来越多的伊拉克平民前来就诊，但是关于是否应当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上级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指导方针。有些医院拒绝诊治平民，因为害怕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混迹其中；其他医院同意接诊伊拉克病人，但很快就发现人数太多，医院的资源根本无法承受，特别是小儿科，相关人手和医疗供给实在有限。
不过，朝鲜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数字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越南战争中伤亡人数为153 303人，其中47 424人死亡，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伤亡467人，其中147人死亡，伤员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24%。拯救伤者的技术似乎还赶不上制造伤者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