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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病人不一定会死,我们医生当然会奋战到底。通过一位朋友,我结识了小沃森·鲍威斯,他是全国有名的产科教授,现在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交谈的时候,我问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以为他会提到实验室里的新发现或产科方面的新技术——他做过关于给胎儿传输氧气方法的基础性研究,而且是美国首批发现如何给胎儿输血的人之一,但他告诉我,让他最感骄傲的是1975年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实验,那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产科医生。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早产两个月及两个月以上的婴儿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因此,医生不会为他们采取什么救治措施。然而,他决定治疗这些婴儿,不管他们浑身多么青紫,体质多么虚弱,个头多么瘦小。他找了几位医生,组成一个小组。他们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而是完全按照普通足月婴儿一样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婴儿难产,就做剖腹产手术,而在此之前,医生不会为了挽救一个没有生存希望的婴儿而给母亲做手术。不管婴儿看上去多么软弱无力、奄奄一息,都进行静脉输液,给他们戴呼吸机。医生们发现,这些早产婴儿出生时虽然只有一两公斤重,但绝大部分都可以存活下来,正常、健康地成长——只要医生们为他们奋战到底。
医生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的界限简单明了,就好像病床上画着一条笔直的分界线一样。批评家们总是对我们表示出不满,说医生们把国民医疗费用的四分之一都花在挽救只剩下六个月生命的病人身上,这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确实可以把这部分徒劳无益的花费节省下来——只要我们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只剩下最后六个月的生命。
就算不确定病人能不能完全康复,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军队外科医生一直在学习如何救治受伤的士兵,有的人身体遭受100%的烧伤,有的头部受到严重、永久性的伤害,有的腹部受伤并且四肢中的三肢都被炸飞,这些人都得到了治疗。在之前的战争中,这样的伤势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虽然失去双臂、仅凭一条腿是没有可能再过上正常的生活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医生不要放弃。尽管伤员们的伤势空前严重,我们仍旧希望医生们以幸存者的康复为奋斗目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争取,并且找到解决办法。
跟我通电话的是卡莉的父亲罗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尝试过三种化疗方法,可癌细胞还在生长。为了抽出肿瘤造成的胸腔积液,医生在卡莉的胸腔里插入1厘米粗的软管。她又忍不住呕吐了,连进食都很困难。她浑身无力,一天天消瘦下来。胸管、肿瘤、扎针和换绷带,卡莉几乎每小时都要经历一次疼痛。还有一些可以选择的治疗办法——其他的化疗方式、实验性治疗,甚至还可能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但是罗宾想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还有多少机会。他们应该再让她接受更多的治疗(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折磨),还是把她带回家等死?
即便是最普通的病情,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我10岁的女儿哈蒂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患有严重的牛皮癣。这个病不会危及生命,不过她的全身因此留下粗糙的红色疥疮和鳞片状的斑块,膝盖上、背上、头皮上和脸上都有。皮肤科医生给她使用了强效的类固醇软膏和药物,病情稍微控制住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不听话的斑块不时冒出来。医生说,他已经尽了全力,能用的办法都用了。现在我们只能尝试控制病情,希望哈蒂长大后能够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摆脱这种疾病。于是,很长一个阶段我们对她的病都无可奈何。但她讨厌这样,她尤其憎恨脸上出现的皮疹,于是不断地央求她的妈妈和我说:“求求你们,带我去看另一个医生吧。”我们最终答应了。第二个皮肤科医生说她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看。她给哈蒂服用一种普通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她说,这个药对成人没用,但有时候对孩子特别有效。两个星期后,斑块都消失了。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肿瘤再次出现,大小跟之前一样。关于淋巴瘤在化疗后再次出现的情况,书本上也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只是说:“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很差。”不过,卡莉的肿瘤科医生还是拿出了几套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卡莉和她的家人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化疗。可是刚做完一个疗程,她的白血球总数就急剧减少,住在医院里好几周才恢复过来。医生跟她和家人一起商量了接下来的治疗措施。他们共同决定还是尽力推进治疗,于是换了另一种化疗方式。结果,白血球总数再次急剧下降,而肿瘤却一点也没缩小。
这样看起来,医生最简单最明智的行事法则应该就是:不轻言放弃,找出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个法则也很合我的心意。它为我们提供了最多的机会,能让我们避免最糟糕的错误:放弃那些本来可以救治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