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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伽新生婴儿评分表后来闻名世界。护理人员根据0~10的等级标准为新生儿的状况进行评估。如果婴儿浑身呈粉红色，可以打2分，有啼哭可以得2分，进食良好可以得2分，呼吸有力得2分，四肢都能移动得2分，心率超过100得2分。10分表示新生儿出生时状况最佳，4分或以下代表婴儿不健全，体质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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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分表发表于1953年，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原本在临床上，新生儿的状况是一种难以确定、全凭印象判断的抽象概念，这个评分表将其转化为人们可以收集和比较的数字。它需要医护人员付出更多的精力，细心观察和记录每个婴儿的真实状况。而且，医生之间都喜欢相互竞争，即使单凭这一点，这个评分表也能发挥很好的敦促作用，医生们都希望自己接生的婴儿能够获得更好的分数，新生儿的状况当然也就更好。
到现在，又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医学为人类分娩带来了令人吃惊、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惊骇的改变。如今，超过90%的分娩都会使用电子胎心监测仪，超过80%的会采用静脉输液，75%的会实施硬膜外麻醉，至少50%会使用药物加快分娩（现在已经普遍用催产素，这是一种促进宫缩的天然激素）。在美国，30%的分娩是剖腹产，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产科医学领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分娩过程也是一样。
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在医院出生的婴儿都要用阿普伽评分表来评估，出生后一分钟和出生后五分钟分别记录一次。很快，人们就发现，就算婴儿出生后一分钟的评分很糟糕，通过输氧和保暖措施，他们往往都能被救活，五分钟评分的结果也都很好。于是，医院纷纷设立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评分表还改变了医院为产妇接生的过程。人们发现，相比全身麻醉的产妇产下的婴儿，脊椎麻醉和后来的硬膜外麻醉产下的婴儿得分普遍要高。婴儿出生前，医院会借助超声波仪器，来预知分娩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胎心监测仪也成为标准配备。数年中，就有几百项修正和创新条例问世，形成了一套产科工作规程，有时候被人们称做“产科一揽子方案”。这套“一揽子方案”的实施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天的美国，500个足月出生的婴儿当中，只有1个死亡，产妇死亡率更是低于万分之一。倘若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死亡率，去年会有2.7万名产妇死亡（实际不到500人）和16万新生儿死亡（实际数字只有其1/8）。
这两份报告将产科医学带到了一个危急的转折点。很多产科专家已经展示出非凡的创造力，他们提出各项理论，发明各种器械，解决了婴儿分娩的诸多疑难问题。然而，仅有理论和器械还远远不够。如果产科医学不想重新回到粉碎胎儿颅骨的老路上，就必须作出另一种创新：必须建立标准化的分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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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3年，纽约医学会对纽约市2 041例分娩死亡的案例进行研究，公布的结果令世人震惊。调查表明，至少三分之二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此前20年，产妇的死亡率都毫无起色，新生儿死亡率甚至不降反升。医院分娩没有展示出任何优势，在家生产的产妇状况反而要更好一些。调查人员非常惊骇地发现，许多医生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没有发现产妇大出血休克的明显征兆以及其他本可以挽救的情况，违反基本的消毒规定、误用产钳导致产妇感染。白宫接着发布了一份类似的国家报告。医生们也许拥有最为先进的工具，但助产士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情况下反而做得更好。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你询问研究型医生，怎样才能使行业取得进步，大多数都会回答应遵循“循证医学”的模式，也就是任何东西在投入实践之前，都必须经过正确的检验并且证实有效。但是1978年，有人将各个医学专科对新仪器的采用情况进行了一次排位，结果产科排在最末。以胎心监测仪为例。经过缜密研究，胎心监测仪对常规接生并无特别帮助，护士每小时用听诊器听一次胎儿的心率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事实上，使用这些仪器似乎增加了不必要的剖腹产次数，因为只要仪器图像稍微显示一点异常，大家就很紧张，不敢冒险等待产妇顺产。然而，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在接生时使用这些仪器。另外，有几项研究将产钳接生术和剖腹产进行对比，发现剖腹产并没有特别优越之处（有的甚至还发现产钳接生对产妇更好），可是在现代，产钳已经近乎绝迹。
到了20世纪初，人类分娩的疑难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医生们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确保分娩的安全性，包括消毒、产钳术、输血、使用药品（ergot，麦角流浸膏，是一种引产药和收缩子宫药，用于产后止血），甚至在危急情况下，还可以采用剖腹产。20世纪30年代，多数城市里的产妇都不再选择找助产士接生，而是到医院生产。
其他领域的医生私底下常常瞧不起产科的同行，觉得他们没什么才能——产科一直都吸引不到顶尖的医科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的工作似乎对技术要求不高，不够复杂精深。但是，其他任何医学专科挽救过的生命数量都不能和产科相提并论。诚然，如今我们在治疗疾病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方面取得了令人震撼的进步。我们有药物能够控制中风，能够治疗癌症，还有冠状动脉支架术，机械关节和人工呼吸机等等。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些医学成果的时候，能够做到既安全又可靠，跟产科医生们媲美吗？恐怕还差得很远呢。
产钳术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既非凡又多舛，这种救人性命的方法发明之后，却被隐瞒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产钳的发明者是彼得·钱伯伦，他是首位在伦敦做助产士的法国胡格诺教派信徒。产钳的外形看起来像一把大的金属蛋糕夹，两个刀刃的设计贴合婴儿的头部，把手由一个螺丝从中部连接。医生可以用它将卡住的胎儿向外拉出，如果运用得当，这种技术能够解救母子双方的性命。钱伯伦家族，决定将这个工具秘不示人，当做传家宝。每次被人叫去帮助难产的孕妇，他们都会把所有人赶出房间，用床单或毯子盖住产妇的下半身，这样一来，就算产妇本人也看不出端倪。他们家族把产钳的秘密保守了三代之久。1670年，家族第三代成员修·钱伯伦企图把这个发明卖给法国政府，可是没能成功。后来，他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在阿姆斯特丹行医的一个产科医生罗杰·鲁恩胡伊森，这位医生又将这项技术对外界隐瞒了60年。直到18世纪中期，秘密才被公之于众，并迅速广为应用。1817年夏洛特公主难产死亡，为她接生的产科医生理查德·克罗夫特由于当时没有使用产钳而受到大众的责难，之后不久他就开枪自杀了。
例如，即便在富有的国家里，普通肺炎仍是致人死亡的第四大杀手，过去25年来，肺炎造成的死亡率甚至还在提高。出现这种状况，部分是因为肺炎本身变得比过去更加难缠，但能力欠缺的医生们也难辞其咎。研究人员已经进行了精确严密的试验，告诉我们哪种抗生素效果最佳，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如果在入院四小时以内开始抗生素治疗，死亡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我们在实践中却很少去关注病人实际的情况。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有40%的肺炎患者都没有及时获得抗生素治疗，而在得到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当中，还有20%的人被施用的是错误的种类。
类似的手法多达几十种，虽然挽救过数不清的小生命，但失败率也相当高。从远古时期，人们就知道外科手术是拯救难产婴儿的方法。公元前17世纪的罗马法律就有规定，孕妇死后，考虑到腹中胎儿存活的可能性，必须在下葬前将胎儿开刀取出。1614年，罗马教皇保罗五世颁布了一项类似的法令，规定如果婴儿气息尚存，就必须为其施洗礼。但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为活着的产妇实施剖腹产都属于犯罪行为，因为手术常常会造成大出血和感染，致使产妇丧命，而产妇的性命是必须获得优先保证的。直到19世纪晚期，麻醉和消毒法得以发展，20世纪早期又发明了双层缝合技术，能够防止生产时子宫大出血，剖腹产手术才真正成为了一种实用的方法。即便如此，剖腹产仍然不怎么为人所知，因为当时有一种更好的选择：产钳术。
相比之下，在我们的产科同行那里，如果一种新的策略看起来值得尝试，医生们根本不会坐等研究试验来告诉他们这方法是否可行。他们会直接动手尝试，然后看一看结果是否有所提高。产科医学不断进步的模式跟日本丰田、美国通用极其相似：飞速前进，并始终关注成效，持续努力优化。这种模式非常有效。也许目前，我们还弄不清楚产科的每项修正和创新是否都有必要，都能发挥有利作用——例如，将胎心监测仪作为常规工具就尚存争议。但这套一揽子方案已经无可辩驳地提高了分娩的安全性。虽然总体来说，现在的产妇比以前年龄更大，体型更加肥胖，也因此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但分娩的安全性还是确确实实得到了提高。
头部已经出来、而肩部卡住（肩难产）的胎儿如果没有立刻分娩出来，5~7分钟之内就会窒息。有时在产妇下腹部用拳猛地下压，可以将肩膀挤出：如果不行，还可以采用伍兹螺旋手法（Woods corkscrew maneuver），把手伸进去握住胎儿的后肩，将胎儿推出；也可以使用鲁宾手法（Rubin maneuver，握住被卡的前肩，朝前推向胸部以将其推出）和麦克罗伯茨手法（McRoberts maneuver，猛地向腹部弯曲产妇的双腿，从而将胎儿肩部从卡住的部位脱离）。如果所有方法都行不通，最后还有一种手法，没人愿意以自己的名字为此冠名，但事实上它挽救过很多婴儿的生命：折断胎儿的锁骨将其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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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难产情况，有些医生和助产士能够想出办法保证产妇和胎儿渡过难关，他们也因此而声名鹊起。举例来说，当胎儿是臀位分娩，双臂被困在头顶上，可以采用拉夫赛特手法（Lovset Maneuver）：手持胎儿臀部，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胎儿，然后伸手进去握住胎儿的一只上臂，向下拉过胸部，将其取出。如果胎儿手臂已经出来，但头部卡住，你可以使用马里修-斯麦里-维特手法（Mariceau-Smellie-Veit maneuver）：将手指放入婴儿口中，这样就能够用力拉并始终保持对其头部的控制。
阿普伽评分表功不可没。它简单实用，计算方便，给临床医生提供了即时反馈，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治疗效果。在其他领域，我们习惯于对几十种具体项目进行测量：血球数、电解质水平、心率、病毒滴定浓度等等。但我们没有一种常规的衡量方法，能够将所有数据综合起来评定一个患者的总体状况。我们只能凭借印象判断自己表现得如何，有时候连印象也没有。一台复杂的手术结束后，病人的死亡可能性是五十分之一，还是五百分之一？我说不出。整个过程中我感觉不到其中的差别。“手术做得怎么样？”患者家属总会这样问我。“挺好。”我也只能这么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