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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医生是在门诊中抽出时间跟我谈话的。他是个家庭医生，大约参与了30次行刑。他第一次参与时，电刑还是主要的行刑方式，后来才慢慢过渡为注射。他直到现在也没有退出。但很显然，相比A医生，他对自己的参与行为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也投入过更深入的思考。然而看起来，他的困扰比A医生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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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医生也是先被一个病人找上的。他说：“我的一位病人是监狱调查员。我一直不太清楚他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应该是属于州政府和囚犯的中间人之类吧。他告诉我，他受雇监督州政府是否给予了囚犯应有的照顾。死刑制度恢复后，先后有两名罪犯在他们那里被处死。第二个罪犯受刑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行刑程序结束后一分钟左右，医生过去检查，居然还听到了罪犯的心跳。那两名医生本来也是碍于情面才去的，因为监狱离他们医院很近。但那次行刑令他们心惊胆寒，坚决推辞不干了。之后，监狱官员一直努力寻找别的医生，但四处碰壁。就在这种时候，我的病人跟我谈起这事儿。”
他说，他的病人当中有90%都支持他，而且他所在的州立法规定医生参与死刑执行是合法行为，因此州医学委员会依法保留了他的医生执照。不过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愿意再陷入这种争端，决定退出。现在他仍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不过，他也指出，如果他早知道美国医学会的态度，“就绝对不会让自己牵涉其中。”
B医生并不是真心想要牵涉其中。那时候他40多岁，毕业于一所顶级的医学院，20世纪60年代还参加过反对越战运动。他说：“经过岁月的磨砺，我已经从一个思想激进的嬉皮青年蜕变成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我已经不再追逐潮流了。”但那位病人说行刑组只是需要一位医生来宣布犯人死亡而已。B医生本人并不反对死刑，因此当时，他“只是稍加思索”，就同意了，“不过仅限于宣布死亡”。
我问他，是否意识到他的行为，无论是负责监测，还是协助官员注射药品，都与美国医学会的《医学道德准则》相悖。“我一点儿也没往那方面想。”他说。事实上，1999年，有人曾关于这个问题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只有3%的医生了解医德准则的相关指导方针。有人在法庭上针对一次注射死刑是否人道提出质疑，A医生恰好参与了那次行刑。于是州政府传召他为行刑过程公开宣誓作证，包括陈述处死那名需要中央静脉插管的罪犯的细节。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件事。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之后不久的一天，他到诊所上班，发现门上被人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杀人凶手医生”。还有人向该州提出申请，要求吊销他的医生执照。如果说他早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触犯了《医学道德准则》，现在可是完全清楚了。
几天后，犯人在电椅上被处死。“当时的场面非常恐怖，”他说，“他们都说电刑一点也不可怕。不过要是你距离那张椅子只有15厘米远，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等了好久才走出幕布，来到犯人身边。过去以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查，测量颈动脉脉搏，用听诊器听了那个人的心跳三次，用笔型电筒测试有没有瞳孔反应，然后才宣布那个人死亡。
他真正遇到困难的似乎只有一次。那个杀害了一名警察的罪犯体重将近160公斤。行刑组没费什么力气就放好了静脉导管。但是当三种药物都注射进去之后，犯人的心跳却没有停。“那是一种垂死、痛苦的心跳节律。”A医生说。心电图上的波形已经拓宽了，心跳每分钟只有10~12下。“他已经死了。”他坚持认为。不过，心跳还在继续。行刑组都指望他来拿主意。他对我讲述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跟我从另一来源了解到的情况大相径庭——有人告诉我，他指示行刑组再注射一剂氯化钾。当我问他是否这么做过，他说：“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我什么都没说。我想也许是另一位医生说的。”无论如何，所有的行为界线都被打破了。他本来只是同意以观察心搏检测器的方式参与行刑，但是真正的行刑中，也许他不算是亲自处死罪犯的人，也相差不远。他为此感到十分苦恼。
这一次经历以后，他更加认真地考虑自己还要不要继续参与。“我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在那里，他查到了美国医学会1980年出台的指导方针。根据他对那些准则的理解，如果只是宣布死亡，别的什么都不做，应该算是合乎规定，没有违背医德。（美国医学会1992年公布的版本中明确说明，在现场宣布死亡也是违背准则的行为之一，唯一被允许的只有签署死亡证明，而他看到的版本是在此之前。）
“职业习惯罢了。”他说。他为犯人实施局部麻醉，一针就扎入了静脉。他检查了一下，确认暗色的静脉血顺畅平缓地流出来。他把一根引导线从针的中间穿过，然后是扩张器，最后导管也被穿了进去。一切顺利。他用生理盐水冲洗导管，并将导管固定在皮肤上。然后，像往常一样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回到幕布后面继续监测。
那套指导方针使他打消了疑虑，他愿意继续做下去了。不过自此，他为自己划定了更加严格的行为界限。第一次参与注射死刑的时候，他和另一位医生在房间里。“当时行刑组正在注射药物，”他说，“从我们所在的位置能看到心脏监测器，还有很多东西。但我要求站在远离那些东西的地方。我说，‘我不想看到任何监测器或心电图仪。’……有好几次找不到犯人的静脉血管，他们都想让我给出建议。但我回答说，‘不行。我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你们协助。’他们也会询问有关药物剂量的问题。拿到药品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但我说我不想牵涉到这些事情里面。”
“为什么这么做？”我问。
B医生尽量与行刑过程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也承认，这么做并不是纯粹出于医德方面的考虑。他拒绝提供额外协助，行刑组就去找其他愿意帮忙的人。他很高兴有这些人在。他说：“我觉得要是医生和护士都置身事外，（注射死刑）就不可能按要求或按预期完成。只有那些人参与进来，我自己才能置身事外。”
我问他是怎么放置导管的。他说，就像对待“其他任何病人”一样。他决定从最常规的锁骨下静脉入手，那是位于锁骨下方的一条大静脉。他打开工具箱里的三管腔导管，向犯人解释他将要进行的每一个步骤。我问他这时犯人有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没有。那个人非常配合。”他戴上无菌手套和口罩，穿好白大褂，用消毒剂擦拭犯人的皮肤。
“每次他们叫我去，我都为了道德问题矛盾万分。”他说。他的妻子一早就知道这些事，但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他才有勇气跟他们坦陈。对其他的人，他几乎都守口如瓶，就连他的同事也毫不知情。
他告诉我，在其中两名犯人身上，他找到了合适的静脉，插入了导管。但另外一个他怎么也找不到。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解决问题。犯人的情绪也很平静。A医生还记得犯人跟他说：“换了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那根静脉。”这话几乎算是对他的安慰了。他决定从中央静脉插管进去，直接连到胸腔。人们一顿忙乱，开始到处找工具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