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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更为严格、更为统一的专业准则可以带来很多益处。其一是可以保护患者免受伤害。联邦医药协会对医生们作出的处罚命令当中，有4%都与性过错有关。每200名医生中，就有1人在从业期间曾对病人犯有性失当过错，从而受到处罚，其中有些人竟然作出诸如在盆腔检查过程中与病人性交之类的无耻行径。绝大多数这类案件都发生在男医生和女患者之间，而且几乎都是在没有陪诊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在某个州，这类案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涉及医生与患者之间约会或发生性接触，另外三分之二属于性失当行为或不恰当碰触。
制定更明确的准则对减少医生遭受错误指控也有帮助。假如病人对医生提出错误的指控，陪诊人便能为医生们提供有力的辩护。此外，患者的不恰当行为也可能得到避免。199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72%的女性医学院学生和29%的男性医学院学生都曾经历过一次或多次患者实施的性骚扰行为，12%的女生遭遇过患者的强行性碰触。
然而，说到底，要消除不正当行为和控告，硬性规定医生检查病人身体的方式似乎并不可取。不是因为问题发生的概率极小（至少数据表明是这样），或是完全杜绝行为失当不可能实现（恐怕只有仿效塔利班国家的方式，才能完全避免漏洞），而是得冒着对患者不利的风险，劝阻他们做全面彻底的身体检查，这才是麻烦所在。
其实，考虑将医疗公约的准则严格化，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促进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最近医疗界兴起一种不拘礼仪的风潮，医生不穿白大褂，医患之间有时相互直呼其名，模糊了我们曾经遵守的行为界限。倘若连医生自己都把握不好检查室里的规范，那患者搞不清楚也绝对一点不稀奇，因而彼此产生误解就更无需大惊小怪了吧。我们丢弃了旧的传统，却没能找到适当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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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泌尿科医生，他对如何防止这类不确定状况做了认真的思考。他告诉我，刚开始，作为一个外来人，一个初来乍到、在俄亥俄州的南方小镇行医的印度移民，他觉得很缺少底气。没有现成的指导方针能让病人打消疑虑，相信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一名泌尿科医生工作的常规程序。为了避免出现任何问题，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从检查开始之前他就加倍小心了。看病时他总是打领带，穿白大褂，虽然跟患者往往是相识的，谈论私人事务（话题从阳痿到性事无所不包）的时候也不会避讳，但他总是严格地以医学用语来表述。如果一位女性患者必须换体检袍，他会在她脱衣服时离开房间。他特别注意在检查过程中为病人解释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病人躺下来后，需要解开扣子或拉开拉链，他会很谨慎地不去帮忙。即使做腹部检查，他也会戴上手套。倘若病人是女性，或是年龄不到18岁，不管检查是否属于私密性质，他都会叫一名女性护士进来作为陪诊人。
他的方法很有效。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却从未出现过任何流言飞语。随着我一天天长大，认识了很多他的病人，我发现他们看起来都绝对信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