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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发现他的一些做法并不适合我。我的病人中，伤病部位在腰部以上和腰部以下的数量相当。给他们做常规腹部检查或是腋下肿大的淋巴结检查时，我觉得并不需要陪诊人在场。除非是做生殖器检查，不然我也不戴手套。不过，我还是努力效仿我父亲给病人看病时的那种谨慎的态度——言语礼貌、服装整洁、言语谦虚、检查准确。我进一步思量了他的做法，并作出一些调整。现在，除了盆腔检查外，为女性做乳房检查和直肠检查时我也会叫一位女性陪诊人在场。我会告诉患者：“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去叫贾尼斯过来，她可以做我们的陪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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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检查中如此容易出现问题，这可真让人沮丧。你本是一名掌握医疗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士，从未料想过只是检查规范上的小问题就能将你挫败。不过事实证明，医生的社交素质与专业素质一样关键。随意和正式要怎样把握，含蓄和坦率要如何界定，怎么表现谦虚和自信，要表现到什么程度才好，这些事情与医疗技术同等重要。我们从事的是与疾病作斗争的工作，可并不是直接就跟基因或细胞互动，而是跟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正因为这样，医学才显得如此复杂多变、富有魅力。患者是否信任医生，医生是否能听到患者的诉说，能否得出正确的诊断，进行恰当的治疗，都取决于每次互动的开展。不过在这个领域，还没有滴水不漏的规则可以遵循。
以陪诊措施为例。我有一个曼哈顿的朋友，30来岁，因为担心一颗痣去看皮肤科医生。医生60多岁，非常专业。医生提出要检查一下那颗痣，并且看看她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痣存在，因此我的朋友换上了一件破旧的体检袍。然后，医生叫来了一位陪诊。这么做理论上是为了让我朋友感觉舒服和安全一点，但那位陪诊——一位女助手一直站在那儿看着医生检查我朋友的身体，这让她更觉得自己是在展览示众。
“很尴尬，”我朋友说，“叫陪诊过来，就好像是在大声宣布，这是个高度严肃的场合。为了避免今后惹起双方各说各话的诉讼，这个护士就要一直在角落里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啥事也不干。这让我感觉更加糟糕，气氛古怪得很，现场简直达到五级警戒状态。一次常规的医疗检查好像变成了希区柯克式的无声电影。”
男性医生在为女性做私密检查的时候，陪诊在场究竟能否让女士感觉舒服一些？依我看来，有陪诊是利大于弊。不过我们都不知道效果具体是怎样的，也没人做过相关的研究。这证明我们本身就低估了医学上人与人交流的重要性和困难度。伦理、博弈、愤怒情绪、道德，等等，众多要素都可以在看似普通的医院检查室里集中体现出来。医患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私人的，包含着承诺、信任和希望，正因为此，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工作的成绩不止跟诊断结果和统计数据有关，还必须行为正直。如何对病人做到行为正直？真的很难界定，有些时候甚至根本无法界定。是否引入陪诊？这就好比检查时你在病人身上发现一颗痣，你觉得有可能是恶性的，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不是，你会再三考虑才作出诊断吗？当你尝试了几套治疗方案都以失败告终，你会继续坚持还是就此放弃？必须作出选择。没有永远正确的选择。不过，总有机会让我们作出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