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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到之处的情形都差不多。我以访问医生的身份在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侍了三个星期。德里在印度属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宽带设施、自动提款机和购物广场。六车道宽的沥青马路上，本田、丰田轿车和奶牛、人力车互相抢道。全印医学科学学院是印度资金最雄厚、人才最优秀的公立医院。但即使在这里，也有一张等候手术的患者名单。一天，我和负责管理这份名单的高级住院医生交谈。名单登记在一个硬皮的预约本里面。他讨厌这个工作。他的小组有三名外科医生，本子里记录的、等待其中一名医生做手术的就有四百个患者。手术已经安排到了六个月以后。他说，他试着优先安排癌症患者，但不断有人拿着政府官员、企业老板和医院领导们的信件来找他，要求他把手术日期提前。不得已，他必须帮他们调整，于是还得把最不紧急的手术继续往后挪。
南戴德医院没有像这样正式的等候名单。医生们只是收治病情最紧急的病人，只要空间、物资允许，就给他们动手术。因此，三间手术病房都挤满了病人。每间里面排列着60张金属帆布床。有些病人不得不住上下铺，或者干脆睡在床位中间肮脏的地面上。有一天，在男性病房里，三张床上分别住着一位绞窄性脐疝修复手术后的老人，午夜刚做过胃溃疡穿孔手术的年轻人，和一位戴眼镜的50岁锡克教徒，他的胰腺长了一个巨大的囊肿，需要做引流手术，他已经在这里等一个星期了。在他们对面的地上，一个70来岁的老人静静地蜷缩着，等待切除出血的直肠癌肿。不远处有两个人共用一张床，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被车撞伤，另一个是个农夫，由于膀胱被结石阻塞插着导尿管。外科医生们尽可能地收治这些病人，白天做手术，晚上轮班接着做。
即使这样，还是有更多的患者需要治疗。各地的医疗中心都缺乏医生和必需物资。西方国家有医生们可以依赖的基础体制，印度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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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一想起那天亲眼看到一个35岁的男人死于完全能够治好的肺衰竭，我就觉得很难过。他被送到一所大型城市医院的急诊室，当时我在那里访问。我不知道他候诊了多久。有人把他的转诊条交给外科住院医生，我和那位医生一起过去，发现他坐在空无一物的帆布床上，双手抱膝，每分钟的呼吸达40次，眼睛里充满恐惧。X光片显示他的左胸有一大块液体沉积物，淹没了他的肺部，把他的心脏和气管挤到了右侧。他的脉搏跳得很快，脖子上的静脉向外凸起。他需要立即做胸腔导流手术，将液体排出，使肺部重新扩张。然而，安排这个简单的手术也在医生的能力之外。
住院医生试着用针抽出液体，但液体已经被感染了，变得十分浓稠，针不起作用。我们需要给他置入胸腔引流管。但连胸腔引流管这种便宜、基础性的器械也都没有库存。于是医生把一张写有引流管的处方交给那个人的兄弟，他冲进闷热的夜色中，去找卖引流管的医疗商店。不可思议的是，10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引流管，型号也正确，正是我们需要的。在印度，医院物资供应短缺非常普遍，因此在每家医院周围，你都能看见一排排摇摇欲坠的小摊位，从药物到起搏器，无一不是小贩们的经营范围。
当我们把病人送到治疗室插管的时候，却找不到手术刀。住院医生跑着去找护士，而我则一直在给病人做胸外心脏按压。在他失去脉搏和呼吸后10分钟，住院医生才把手术刀拿回来，从他的肋骨间切进去，浓稠的液体喷射而出，但已经回天乏术，那个人最终死了。
很显然，物资短缺是造成那个病人死亡的部分原因。这是一家有1 000张床位的医院，却没有胸腔引流管，没有脉冲式血氧定量仪，没有心脏监视器，还不能测量血氧浓度。公立医院本来应该为患者免费治疗，但是由于物资供应不足，医生们不得不经常要求患者自行购买药物、导管、化验剂、疝气修补手术用的网片、吻合器、缝合材料等等。在一家乡村医院里，我曾经遇见过一位面色苍白、80岁高龄的老人，他的直肠有个肿块，出血不止，赶了30多公里的路，又是坐车又是步行，来看医生。结果医院没有手套或是凝胶润滑剂之类的东西，医生没办法帮他检查，只能写了一张处方，叫他自己出去买。两小时后，老人步履蹒跚地回到医院，手里攥着手套和凝胶润滑剂。
这一类情况反映的不仅仅是缺钱的问题。就在我目睹那位35岁病人死去的那家医院里，基础器械严重短缺，急诊病房只有两名护士，到处污秽不堪，但他们却有崭新的螺旋CT扫描仪，还有一套豪华的血管造影设备，这可是要花费数万美元才能配置的。不止一个医生跟我说，获得一台新的核磁共振机器要比维持基本物资供应和卫生条件容易多了。在他们眼中，这一类的仪器成为了医学现代化的象征，但这样理解是对医学成就的本质上的误解。治疗疾病的方法不是拥有先进的仪器，而是在解决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时，把握好所有看似普通、寻常的细节，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印度的医疗体制正在面临根本性的巨大难题，它无法适应不断涌现出来的、突然之间复杂化的疾病。既需要物资供应的保证，也需要更合理可靠的医疗体制，对于印度的外科医生们来说，两者都很缺乏。
这种情况并不是印度独有，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难题。在整个东方社会，人口统计的数字都在飞速变化。巴基斯坦、蒙古和几内亚的人口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60岁以上；在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国民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与之对照，由于艾滋病的影响，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仍在50岁以下。）然而，癌症、交通事故伤害，以及糖尿病、胆结石类疾病的发生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增长。心脏病成为全球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新的实验科学不是挽救人类生命的关键所在；提升医疗成效、落实已有的知识技术这门尚处于萌芽期的科学才是。但是，各个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外科医生都是在孤军奋战，他们能够借助的不外乎一支钢笔、自己灵敏的手指和头脑，却要配合几乎毫无用处的医疗体制，应对越来越多、如潮水般涌来的患者。
毫无疑问，这些现实令人灰心丧气。印度的医疗团体一直以来是最缺乏奉献精神的。我遇见的所有外科实习医生都希望在结束训练后，能够到只收现金的私人医院（由于公立医院的种种缺陷，越来越多有钱人到私立医院看病）去工作，或者干脆出国。但是，假如我处在他们的位置，我想我也会这么做。很多主治医生也都在计划离开这里。与此同时，面对自己提供的医疗服务中存在的种种折中和不足，所有人都在忍耐，虽然早已忍无可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