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参考文献：
Hunter，F．1953．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Horowitz，Louis．1981．“C．Wright Millis's Power Elite：A Twenty-Five-Year Retrospective”．The Antioch Review，Vol.39，No.3.
吕鹏
Keister，L．A．2014，“The One Percen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1）.
幸运的是，精英研究的新范式正在兴起，而米尔斯正在成为这股新浪潮的重要思想来源。精英研究的兴起有很多原因，包括“9·11”后世界形势的变化、2008年后金融资本主义的强化、新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和固化，这些都重新唤起了人们回顾米尔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对权力精英，尤其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批判<a id="ch7-back" href="#ch7"><sup>(7)</sup></a>的热情，而这也许正是米尔斯的着作正在经历一场复兴的原因所在。但更重要的是米尔斯毕生在道德上的召唤：在一个经济上升、知识界也普遍充满了自鸣得意的大国心态的“繁荣时期”，去做一个“说实话的人”和“负责任的工匠”。
Kornhauser，W．1961．“‘Power Elite’ or‘Veto Groups'？”in：Domhoff，William．＆Ballard H．（edited），C．Wright Millis and the Power Elite，Beacon Press.
当然，与此同时，当“权力精英”可以被界定为“在任何一个等级制的顶端都有的那些人”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尔斯关于“存在一个权力精英”的洞见在很大程度上却被消解了；在这里，丧失的是一种想象力和批判的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学院化甚至琐碎无聊的“经验调查”，而米尔斯，在他的理论终于大大地改变了学术界对精英的传统看法之后，他却在1970年代末期从学术讨论中几乎“消失”了——也许人们更多记住的只是他作为“愤怒的知识分子”的一面，而忘记了对他的理论贡献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Miliband，R．1969．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当然，对批判主义者而言，网络分析的运用虽然使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一种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甚至多元主义部分主张的立场的转向——例如，制度和阶级在网络分析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他们甚至接受了多元主义者的部分主张，亦即承认任何的领导精英内部都存在大量的小群体——但这些都并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他们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权力小集团的核心观点，只不过这个小集团的面貌已不再必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阶级”，而是可能随着当时当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群体意识、凝聚力和共谋程度上发生变化的社会存在。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根据整合程度和阶级基础这两个维度做出的列联表所显示的那样，处于政治社会学光谱两端的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完全可以被纳入到同一个解释框架之内——其中的“排他性权力精英”最接近米尔斯对“权力精英”的原初定义，而在“被分割的权力精英”的情况下，精英之间的竞争已非常强烈，到了“碎片化的权力精英”时，权力精英的概念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用以描述那些参与权力运作的相互竞争的、对抗的群体，这已非常接近多元主义者的立场——问题的焦点，也就由单纯的理论范式和意识形态之争，转向了基于具体情境的历史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
Mills，Wright．1948．The New Men of Power：America's Labor Leader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按照有些学者的总结，精英研究中的网络分析主要有三种方法：声望研究、位置分析、决策过程分析，它们在实际中往往被混合运用。其中，声望研究通过对一系列群体的访谈，以确定谁是权力结构中的关键人物或组织；位置分析则通常从考察成百上千的人物和更大范围的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开始，并可以借助基于图论、矩阵代数、布尔代数等数学基础上的计算机程序的帮助以获得更多的细节；决策过程分析则由多元主义者的最爱变成了批判主义者的宠儿，他们尤其强调商业精英和政府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将商业精英自身的利益一致视为与政府互动的基础，从而特别关注商业精英联盟的制度和过程——事实上，网络分析和对商业精英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有必要另文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