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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认为权力体制反映平衡社会的人，往往混淆了现在的时代与美国早期历史，混淆了目前体制下的高层、底层与中层。当把权力体制归纳为一个主模型，平衡理论在历史上并不明确；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模型，它应该具体到只适用于美国发展的特定时期——尤其是杰克逊时期<a id="ch15-back" href="#ch15"><sup>(15)</sup></a>，和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的新政早期和中期。
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单个公民是权力的单位，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经营小企业的个人是权力的单位。自那时起，权力的单位、单位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得出的制衡的意义，都已经发生改变。迄今为止，相对平等的平衡单位四处零落，它处于权力中层，夹在自治地区和间歇性压力集团之间，并在国会中到达至高点。因此，我们必须修改和重新定位四处零散的利益的固有概念，当我们近距离仔细观察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发现大多数中层利益集团只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既得利益的特殊区域，而通常这些利益都没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尽管许多利益对福利有巨大的损害。在多种利益之上，权力的单位——经济、政治和军事在任何的平衡中都至为重要，其数量虽少，但重要性远超分散在权力结构的中下层集团。
认为权力体制是平衡社会，这个观点同时认为平衡中的单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如果商业和劳动，或商业和政府不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就不能被看作是自由公开的平衡元素。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的既得利益者为了增加他们的利益往往减少相互竞争，往往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利益都一致，事实上，他们都处在政府的保护伞下。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单位不仅变得更大，而且变得更集中，他们的利益趋向一致，并明确结为心照不宣的联盟。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权力机制的含义和政治意义也在改变。制衡既不神奇也绝非永恒。在革命时期，制衡可能是对无组织的和有组织群众的重要制约。在僵化的专制时代，制衡可能是作为分而治之的重要方法。只有在一个已经实现平衡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也是平衡的，制衡才意味着对统治者的约束。
如今的美国政府不再是一种框架体系，供相互竞争的压力集团抢占有利地位、玩弄政治。尽管确实存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它的等级结构中，其中一些利益比另一些等级更高、优势更大。没有力量可以有效抗衡大企业家与占优势的军人组成的联盟，现在，前者作为政治局外人占据了指挥位置，后者的意见十分有分量，并且经常在高层委员会发言。现在，在美国有实权的人不仅仅是权力经纪人、冲突解决者，或有各种利益冲突的妥协者，他们代表了并确实体现了十分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政策。
在旧的自由主义社会中，平衡和妥协在国会领导人、政府行政部门和各种压力集团中十分盛行。权力和决策的形象就是平衡社会的形象，在平衡的社会中，任何权力都不够强大，在妥协中和其他势力相互抗衡，每次只能获得一点优势，因此高层间没有团结，更没有协调。一些这样的形象，加上公众舆论学说，仍然是正规民主权力体系的官方说法，是大多数学术社会科学家的标准理论，是最有文化的公民的重要假设，这些公民既不是政治发言人也不是政治分析家。
尽管职业政党政客有时还可以充当权力经纪人、利益妥协者、事务谈判人，但是他们已经不再处于国家高层或整个权力体制的顶端。
五
认为权力体制是一个平衡社会，这种观点使我们认为国家是自治权力的有形面具，但事实上，现在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旧的游说集团无论是有形或无形的，现在都是有形的政府。立法和行政领域及其之间的“游说集团政府化”在持续形成。行政部门不仅成为权力的中心，而且成为解决所有权力冲突或否定决议的场所。行政机关取代了选举政治，派系策略取代了政党冲突。
在1930年代的美国，工会第一次在全国层面出现；除了“把没有组织的组织起来”这句口号，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政治方向感。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工人——没有拯救萧条的使命——仍没有政治或者说经济方向。像小企业一样，它的领导者试图追随农场主的道路。曾经农场主是叛乱之源；在最近，工会似乎成为了叛乱之源。现在，广大农场主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根植于福利国家并对其施压。尽管工会更大的目标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工资体制，虽然失败了，但现在仍在为之奋斗。
1890年代的农民起义、自1880年代开始的断断续续的小商人的起义和1930年代的劳工起义——都失败也都成功了。他们作为小业主或有组织的、可能与企业富豪进行权力抗衡的工人自治运动失败了，他们作为政治自治的第三方失败了。但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又是成功的，在国家扩张后作为既得利益集团进驻国家内部，他们作为地方性利益集团，分散在各个特定的州和地区，与当地其他较大利益集团没有冲突。他们具有中层权力平衡的成熟特征。
许多观察家误以为工会领袖的地位即是劳工权力的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但在另一种程度上说又不是这样的。当以权力为基础并带来权力时，工会领袖的地位就是劳工权力的证明。当领导者的地位陷阱没有带来权力时，就不是劳工权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谨记这不是鸡和蛋的问题。鸡是权力，蛋是地位，先有鸡再有蛋<a id="ch14-back" href="#ch14"><sup>(14)</sup></a>。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在大多数权力中层，所有这些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在谋取高层权力的过程中遭受了挫败，或从未为此努力过，包括农村和城市小产业者、劳工工会、所有消费者和主要的白领群体。这些人都处于分散的状态，在结构上不能团结一致，他们确实在组织松散的状态下相互平衡。他们是高度统一的高层的阻碍，但他们中没有人有机会进入高层，来自企业和军队的政治局外人牢牢控制着高层的指挥职位。
他们对权力和地位的诉求，基于他们掌握的权力已经增加，而不是基于他们的财产、收入或出身；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令他们感到不安，与此同时，权力是他们运作的基础，但还没有打下持续、稳固的，基于运用、习惯强制和法律的基础。他们对权威的敏感，尤其是在国家层面上，是由于（1）自力更生的特点，由于（2）他们的自力更生受益于政府，也受益于他们在1935后的十年里创造的环境。政府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担心政府会毁了他们，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忧不是多余的。他们对地位的焦虑还因为（3）他们对权力精英及其行事风格很陌生，并且（4）他们感受到工会成员之间的紧张氛围：工会成员和新结交的伙伴在日常生活中的紧张氛围，如果在工会成员面前太耀眼，或与有世仇的宿敌交往过密，都会有政治风险。
当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充当政治的平衡轮时，职业政治家是有权势的决策者。当中产阶级作为自治的政治力量衰落时，平衡社会作为一种权力体制也会衰落，而自治地方的党派政客会沦为国家权力中层。
在过去的20年里，工会领袖的许多行为和策略令人费解，这是因为他们谋求成为国家的权力精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权威遭受到轻视极度敏感。他们觉得自己做到了；他们想要获得有权有势的地位。在中小型城市，工会领袖和负责民事企业的商会官员平起平坐；在国家一级，工会领袖希望在生产委员会和价格控制机构获得一席之位。
这些结构趋势在新政时期——当然也是经济萧条时期——开始具备政治形态。当今时代的物质繁荣已经掩盖了这些事实，但没有改变事实，事实上，这对理解现在的权力精英十分重要。
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工会已经成为选择和塑造领导人的组织，一旦成功，那些领导者便与政府内外的企业高管为伍，与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为伍，那些企业高管和政客都属于美国的权力精英。同社会运动和政党一样，工会的一个职能是努力促成这一领导层的形成。作为权力新贵，工会领袖们最近才登上国家舞台。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也许是第一个成为国家权力精英的工会领袖，尽管时间极为短暂且地位不稳。他试图在精英群体中立足，从而使工会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他的努力使他成为美国工会领袖的典范和榜样。当然，西德尼·希尔曼（Sidney Hillman）不是1940年代唯一一个走这条路的工会领袖，但是，他在战争早期担任工会领导，认为自己是国家精英，以及他的精英身份得到了现实与意识形态上的认可（西德尼基金会），这些都标志着新政时期工会得到巨大扩张之后，成为政治精英的工会领袖会越来越多。随着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和艾森豪威尔领导的改革运动的到来，不再有工党领袖考虑成为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精英。德金是一位不起眼的工人，他提前从不稳固的内阁职位辞职，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工会领袖作为准精英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工会作为一个权力集团的地位，工会处于高层委员会之下，属于权力的中间阶层。
注释
3．旧的中产阶级曾经不断增加在国家机器中的分量，而新的中产阶级生来就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形态，也因此不可能实现这一点，除了新旧中产阶级，1930年代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工会似乎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不依附于企业和政府，但在企业和政府内运作并反对它们。然而，在依赖政府体制后，工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现在几乎不参与制定国家重大决策，政治局外人掌握了政府大权，在与政治局外人息息相关的重大决策中，美国工会领导人没有任何分量。
<a id="ch1aj" href="#ch1aj-back">[1]</a>John Adams，Discourses on Davila（Boston：Russell and Cutler，1805），pp．92-3.
旧式中产阶级曾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根基，新式中产阶级无法做到这一点。政治自由和经济安全根植于小规模的独立产业中，而不是新中产阶级的职场中。自由市场将分散的产业和其中的所有人在经济上融为整体；新中产阶级的各种工作由企业权力融合在一起。白领组成的中产阶级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经济上，他们的状况与没有资产的工薪阶层一样；政治上，他们没有组织在一起，处境更加艰难。
<a id="ch2aj" href="#ch2aj-back">[2]</a>David Riesman与Reuel Denney和Nathan Glazer合作所着，The Lonely Crow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0），pp．234-9，260，281，250，254-5。
2．在旧式独立的中产阶级之外，企业社会中兴起了一个新的具有依赖性的中产阶级，主要成员是白领。粗略地说，在过去的两代人中，以中产阶级为整体，旧式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已从85％下降到44％；新式中产阶级的比例从15％增至到56％。我在其他地方试图讲清楚——这个阶层不是平衡社会的政治支点，而是向大众社会转变前负隅顽抗的后卫力量。<a id="ch40aj-back" href="#ch40aj"><sup>[40]</sup></a>不像农场主和小商人——也不像工薪阶层——白领员工出生得太晚，没有享受过哪怕是一天的短暂自治。职业地位和现状趋势决定了白领的前景，使他们成为历史转变的负隅顽抗者，而不是先锋成员。在政治上，他们没有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工会必然进入工会组织衰落的主流趋势中，让他们成为攀附最新利益的人，这些新利益试图服务于国家，但未取得成功。
<a id="ch3aj" href="#ch3aj-back">[3]</a>George Graham，Morals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52），p．4.
在企业补贴的制度下，富裕的农场主是农村地区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是商人，也认为自己是商人。1890年代的乡巴佬和反叛者已经被1950年代的农村商人所取代。农场主的政治地位仍然稳固，但面临政治高层的要求，他们的地位不再是决定性的，而是令人担忧的。诚然，就农场主拥有的特殊利益而言，他们是考虑的对象，但这不包括今天的政治局外人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经济的萧条与繁荣和农场主息息相关，但却不是政治局外人现在最为关注的问题。
<a id="ch4aj" href="#ch4aj-back">[4]</a>Irving Howe，“Critics of American Socialism，”New International，May-June 1952，p．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