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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所说的组织正是一个志愿团体，它有三个决定性的特征：第一，它是合理意见得以形成的环境；其次，它是一个进行合理活动的机构；第三，与其他权力组织相比，它是一个能有所作为的权力单位。
媒体受到挫败，于是开始思考；思考过后，它们开始接受社会背景下的原则。它们互相告知：要改变舆论和活动，必须密切关注被管理人群的整个生活和环境。除采取大众说服外，还必须施加个人影响力；必须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通过其他人----朋友圈、信任的人来与他们接触：必须通过"个人"说服赢得信任。我们不能直接插手，要不露痕迹，必须加以操控，而不仅仅是提出建议或命令。
1．这里所说的归属感是基于对一个组织的宗旨和领导者的信念，这一信念让人们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这样的归属感使人情交往成为一个人本我的精神中心，让我们从容自在地考虑良心的行为准则和目的，我们决定了行为准则和目的，它们也反过来决定我们，我们对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这种归属感。
人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对他们有所期望，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首要公众。任何一个了解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内部情况的人都知道，首要公众仍然是舆论制造者未解决的一大难题。消极的一面是，他们对社会环境对舆论和公共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意味着善于表达的公众抵制和反映大众媒体传播的消息。积极的一面是，这种认识表明公众不是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不仅要考虑事先形成的观点，而且以复杂、亲密、直接和持续的方式一直互相影响的人组成。
当我们说大众没有政治归属感时，我们心中想的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我们想到的是（1）归属感（2）特定组织。
舆论制造者尝试使善于表达的公众保持中立，或试图让这些公众为他们所用，使之成为他们意见的中转网络。如果舆论引导者拥有可以直接、公开操控首要公众的大权，他们可能会成为权威；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就只能间接地暗中操作，他们会因此成为操控者。
发言人和听众之间、权力与公众之间的差距更容易导致发言人定律而非寡头统治的铁律：随着压力集团的扩张，领导者把他们所代表的意见组织起来。所以，如我们所见，选举成了两个庞大、不灵活的政党之间的比赛----选民不能真正地感受到他对任何一党有影响，两党中也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心理上赢得人心，或政治上赢得决定性的多数。在这一切中，两大政党的大致形式与其他大众组织一样。<a id="ch2al-back" href="#ch2al"><sup>[2]</sup></a>
权威是毫不隐讳的、人们或多或少"自愿"服从的权力；操纵是在暗中行使权力，不为被操纵的对象所知。在古典民主社会的模型中，操控不构成威胁，因为权威存在于公众之中，存在于由公众成就或挫败的代理人中。在完全专制的社会中，操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权威与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公开站在同一战线，因此执政机构及其代理人可以公开、明确地利用权威。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不需要通过隐藏的手段来获得或保留权力。
大众团体的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要一个人成为一个重大组织的领导者，他很快会沦为该组织的棋子。他这样做，（1）是为了维护他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或者实现对组织的控制，并且他这样做（2）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大众社会的代表，无论是否听命于他所代表的大众社会，他都认为自己是由和他一样的人组成的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事实反过来导致了（3）精英间讨论和解决事情的方式与各大众团体有巨大差别，因为决策必须考虑到其他重要的精英，但也要得到大众成员的认可。
当人们掌握了可以肆意使用的、集中化的权力，但却没有权威，或出于某种原因不希望公开行使权力时，操纵就成为一个问题了。然后手握权力的人寻求在不表现出他们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统治。他们想要进行秘密统治，可以说不需要公开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即像现在的美国，操纵是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一小圈人做出决策，他们至少需要他人授权，这些人应该是利益不相关的、不唯唯诺诺且不受他们权威影响的人。因此，这个小圈子试图操纵这些人，使他们愿意接受或大力支持他们的决定或意见，或至少反对可能出现的相反意见。
大众民主是指有权势、规模宏大的利益集团和组织之间的斗争。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既不偏向由国家、企业和军队制定重大决策，也不偏向通过公众成员中单个公民的意志来制定决策，它们介于这两者之间。这些中层组织是公民参与决策的主要途径，所以这些组织对公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组织，公民才能行使可能拥有的权力。
权威正式存在于民众中，而主动权实际掌握在一小圈人手中。因此操纵的标准策略是"决策"看起来是由民众或者至少是一大群人"做出的"，这就是为什幺即使可以方便地行使权威，利用它的人仍然喜欢秘密、安静地操控。
同成立较早的机构一样，这些志愿团体已经失去了对个人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政治角斗场，这些志愿团体的规模也日益壮大；随着个人权力愈加依赖于志愿团体，这些组织就越难受到个体的影响<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
但人们现在的文化程度不是更高吗？为什幺不强调教育的普及，而是大众媒体日渐增多的影响呢？简单来说，大众教育在许多方面已成为另一种大众媒介。
志愿团体规模日益扩大，开始变得卓有成效，但在这一程度上，对于通过讨论来决定所属组织的政策的个人，已经无法融入志愿团体。
这个国家广泛认同的公共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政治性的：使公民更博学，从而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的功能从政治转向经济：培养人们找到薪资更高的工作从而获得成功。这是高校活动的真实写照----以公众为代价满足了企业对拥有技能的白领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教育已成为纯粹的职业教育；就教育的政治任务而言，许多学校已经沦为对忠贞爱国民族主义的常规训练场。
在组织上，主要的、有组织的权力单位从个人及其家庭转向了志愿团体和大众政党，为公众向大众转变提供支撑。
技能培训是一项重要任务，或多或少会直接运用到职业生涯中，但不应该被误认为是通识教育：无论何种级别的职位晋升都有别于自我发展，虽然现在这两个概念被完全混淆了。<a id="ch10al-back" href="#ch10al"><sup>[10]</sup></a>在"技能"中，有些与通识教育，即解放教育的目的相关性更大，有些则与这个目的的相关性更小。不同于学术上对所谓中性技能追求带来的认知，技能和价值观并不那幺容易被分开。特别是在我们认真讨论通识教育的时候。当然，存在一个尺度，技能和价值观分别位于尺度的两端，但在中间的是所谓的鉴别能力----与典型的公众相关性最大。
在规模上，公众向大众的转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数量上有明确限制的政治公众（财产、教育和性别、年龄上的限制）转向数量急剧增多的大众，大众只有年龄和公民身份限制。
培训一个人操作车床或读写属于技能教育；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或对斯多葛派、基督教式和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论，才是确切无疑的价值观教育。但坚持培养一群有文化、政治的和技巧性的鉴别能力，能成为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成员，是技能培训也是价值观教育。它包括一种在古老意义上的认清自我的治疗，包括传授所有一个人与自我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其他人辩论的技能，我们称之为讨论。鉴别力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自我教育、有自我培养能力的人。
促使政治家和平衡社会走向衰落的趋势，对公众向大众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结构性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公众真正手段的志愿团体的衰落。志愿团体一方面在国家和经济体中活动，另一方面在基础组织中的家庭和个人之间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部门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的优势削弱了志愿团体的效用。这说明权力机构不仅规模更大、更加集中，不贴近群众，同时也变得不那幺政治化，而更具行政性。正是由于这一巨大的体制变化，有组织的公众开始走下坡路。
公众中真正博学的人能够把他的个人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他能够看到这些问题对所在社区的重要性，以及社区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明白自己认为和感觉到的个人问题往往不仅是他的个人问题，而是大家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不是通过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决的，而是要通过他所生活的群体的变革、有时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解决。
四
大众受到个人问题的困扰，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真正的意义和来源；公众遇到问题并清楚他们的表达方式。不断把个人烦恼转化为社会问题，把解决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的人生意义，这是民主制度的任务，也是接受过通识教育的人的任务。由于缺乏深入而广泛的政治辩论，成人和青少年学校可能成为欢迎这类辩论的体系。在公众社区中通识教育的任务将是：让公众不至于茫然失措；帮助培养不会茫然无措、自律明智的人才；帮助培养不会被大众生活负担压垮、勇敢明智的个体。但教育实践没能使知识直接关系到20世纪中受困群体的需求，也没有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社会实践。现在这些公民看不到个人偏见和挫折的根源，也不能清楚反省自身或其他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当今社会组织下的观念和智力问题，也无法应对"睿智公民"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与这一经典概念有微弱相似之处的概念是，公众由残存的新旧中产阶级组成，他们的利益没有被明确界定、组织起来或是相互冲突。经过奇特的适应后，"公众"往往被定义为"中立的专家"，尽管他们见多识广，却从未对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引发的争议事件做出明确表态，这些都是董事会、委员会的"公众"成员。因此公众往往代表政策的模糊性（称为思想开明），不参与公共事务（即理性），和职业公正（称为宽容）。一些公众中的正式成员，年轻时在劳动管理调解领域打拼，他们见多识广，但从不采取强硬的立场，因此开辟了一番事业；许多其他非正式成员把这样的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榜样。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如同公正不阿的法官，但他们却没有法官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理性、宽容和开明在事务决策中经常不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