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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个体对事件有直接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也不是真正直接和最初的：它是由模式化的观念形成。个人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技能训练来根除这种模式化的概念，才能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譬如，一个人认为，如果所有人都患上了抑郁症，那幺所有人都会有"抑郁症的体验"，凭借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会揭穿、驳斥媒体关于抑郁症的错误报道或至少对此表态。但必须对这种结构性变化的经验加以组织和解释，才能最终形成与之相关的舆论。
1．我们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了解，很少是由我们自己发现的。大多数我们头脑中的图片是从媒体获得，甚至我们经常不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直到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或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事情。<a id="ch7al-back" href="#ch7al"><sup>[7]</sup></a>媒体不仅给予我们讯息，同时引导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对信任和现实的标准一般是由媒体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自身零碎的经验。
总之，这种可以作为抵抗大众传媒基础的体验，不是确切事件的体验，而是有意义的体验。如果我们所说的是严肃意义上的"体验"一词，那其中必须有解释的影子。这一体验的能力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如我所言，如果没有得到他人或媒体的证实，个人不会相信他自己的经验。如果直接经历扰乱了个人已有的忠诚和信仰，这样的直接经历通常不会被接受。这种直接经历若要被接受，就必须摆脱或证明那种忠诚和信仰，而这种情感是他忠诚观念的重要特征，深深扎根于内心深处。
没有人知道大众传媒的所有功能，因为整体上这些功能十分普遍且微妙，不能被现有的社会研究手段捕捉到。但现在，比起扩大公众讨论和为其注入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媒体更多的是在促使公众转化为大众的媒体市场。我不仅仅是指受众与提议者之间的比率增加，针对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机会减少；也不仅仅指媒体为了博得"关注"，而对我们的感官进行粗鲁的平庸化和模式化。我认为媒体促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盲目，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贯的忠诚是对特定符号和标志的信仰和热爱，这是人们看待社会的方式，人们也是如此形成对事件特定的意见和看法。它们由先前的经历而来，也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经历。不用说，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忠诚的存在，因此也常常不能对此进行明确表述。然而，这种普遍的忠诚使一些意见被接受或拒绝，更多地取决于情感上的亲近和减轻焦虑的方式，而非有逻辑的一致性的力量，以此为基础接受意见意味着不用思考就确信自己正确。当模式化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观点以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时，可以缓解忠诚和信仰不一致时引发的焦虑感。这种思想带来了一套既定的信仰，此后，不论在情感上或理性上都没有必要抗拒这一信仰中的任一思想；对特定观念和情感累积的选择成为预先设置好的态度和情感，并影响着人们的舆论生活。
早期的观察家认为，正式沟通方式的范围和数量的增加会壮大和激励公众群体。在广播、电视和电影诞生之前，乐观的看法认为正式媒体使个人讨论的范围和速度成倍增加。查尔斯·库利<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写道，现代的条件"无限放大了思想的碰撞，那些仅因缺少比较而留下来的思想将会消逝，真正得到思辨性头脑认可的思想受到更多的珍视，且不断增多。"<a id="ch6al-back" href="#ch6al"><sup>[6]</sup></a>在对地方社区的传统共识覆灭的持续兴奋中，他把新的媒体沟通方式视为深化经典民主体制对话机制的手段，理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会随之得到发展。
内心深处的信仰和情感是人们体验世界的镜头，它对特定的意见接受或拒绝，把关十分严格，并且控制着人们对待权力当局的态度。30年前，沃尔特·李普曼认为这一事先主张是偏见：让人们不能以准确的方式来定义现实。现在它仍然是偏见，但往往被视为"好的偏见"；尽管这一主张通常有不足和误导性，但是好于权力高层和舆论引导者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这一主张是较为低级的常识，因此，也是一个阻力因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时，常识往往比感觉更普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孩子们形成的"常识"，将会是大众传媒营造的模式化观念的产物，而非任何坚实的社会传统的产物。现在，他们完全暴露于大众传媒的影响之下，是彻底受大众传媒影响的第一代。
随着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集中，舆论制造者努力的范围和程度也在不断增加。事实上，制造舆论的手段在范围和效率上，与孕育当代大众社会的规模较大的其他机构相当。因此，除了他们扩大和集中化的管理、压榨和暴力手段之外，现代精英还掌握了历史上独有的手段----精神管理和思想操控，包括普及义务教育以及大众传媒。
2．只要媒体不被完全垄断，个人就可以从相互竞争的媒体中渔翁得利----他可以比较各家媒体，也可以拒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发布的消息。媒体间的竞争越激烈，个人对媒体的免疫力就越强。但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人们会比较各个媒体对公共事件或政策的报道吗？比较各个媒体报道的内容吗？
面对大众对意见的质疑，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权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制造舆论因此成为公认的获取和维持权力的手段，有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少数选民选举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全民投票选举和为了拉票频繁造势的竞选活动。征兵制下的大规模军队和民族主义取代了18世纪的小规模职业军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和在全国投放的广告取代了小商店。
答案是否定的，很少人会这样做：（1）我们知道，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报道内容与他们意见一致的媒体。在人们心中以事先观点为基础来选择新观点。似乎没有人会刻意去找可能会在其他媒体中出现的不同观点。一般的广播节目、杂志和报纸往往都有相对固定的受众，从而强化他们传达给公众的信息。（2）这种比较各家媒体的想法，默认媒体提供的内容确实各不相同。它默认存在真正的竞争，但广泛地说这样的竞争并不存在。媒体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和竞争性，但仔细观察之下，它们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标准化主题下的竞争，而不是在有争议事件上进行竞争，展现自己的独到之处。有效提出问题的自由似乎越来越多地局限在那些随时与这些媒体保持联系的少数利益集团手中。
促成大众社会的制度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但其余的公众受到的是更多的"个人"和有意识的影响。在民主决策的民俗下，政治基础不断扩大，大众的说服手段日益增多，发表舆论的公众已成为强力控制、管理、操纵和恐吓的目标，对公众的恐吓愈发频繁。
3．媒体不仅渗入了我们对于外部现实的经验，也侵入了我们关于自己的经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身份和新的愿望----我们应该成为什幺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幺样的人。它们给我们提供的行为模式是一套全新、更大、更灵活的自我评估方式。用现代自我<a id="ch8al-back" href="#ch8al"><sup>[8]</sup></a>理论来说，就是媒体为读者、听众、观众带来了规模更大的参照群体，无论是真实或想象的、直接或间接的、亲自了解或远远观望的，这些参照群体都是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媒体成倍地增加着我们确认自我形象的参照群体。
五
除此以外：（1）媒体告诉大众他是谁----给人们一个身份；（2）媒体告诉大众他想要成为的样子----给人们一个志向；（3）媒体告诉大众怎幺达到目的----告诉人们技巧；（4）媒体告诉大众怎样感受，即使那不是个人的感受----告诉他逃避。身份和抱负之间的差距引出技巧或逃避。这大概是当今大众传媒的基本心理公式。但是，作为一个公式，这不适合人类的发展，这是媒体发明和维持一个伪世界的公式。
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作为表达合理意见的工具和实现政治意志的手段，处于各个阶级和国家之间的自治组织在慢慢失去效力。这样的组织可以被蓄意破坏，从而沦为非暴力的统治工具，或在面临集权手段时由于缺乏运用而慢慢衰落。但是，无论是在一周内迅速被摧毁，抑或在一个时代中慢慢凋零，几乎在生活的每个领域，这样的组织都被集中化的组织所取代，正是这些掌握了新权力手段的集中化组织控制受到惊吓或----另一种情况可能是----仅仅被威胁的社会大众。
4．现在普遍流行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经常干涉小规模的讨论，破坏人们轻松、理智地进行交谈的机会。大众媒体是造成人类隐私被破坏的重要原因，这不仅是其作为教育力量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为有害力量的重要原因：它们没有向观众或听众清楚说明紧张、焦虑、难言的怨恨和模糊的希望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原因。它们既不能使个人超越周围狭隘的环境，也不能阐明周围环境不为人知的意义。
有人认为大众拥有所向披靡的权威，或至少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但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当代，如查克廷<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的观点，自治集体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正日趋减少。<a id="ch5al-back" href="#ch5al"><sup>[5]</sup></a>此外，他们拥有的影响力确实是被引导的，因此他们现在不是自主行动的公众，而是在关键时刻受到操控变成示威人群的大众。因为当公众变成大众，大众有时会变成群众，慷慨激昂的长篇鼓吹突如其来，以强化大众传媒对群众的洗脑。然后，人群再次分散，成为被摧毁了意志的顺从的大众。
媒体提供了大量关于世界实况的信息和新闻，但通常不能使听众或观众将世界时事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正联系起来。媒体没有把它们提供的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和个人遇到的麻烦联系在一起，它们没有更加理性深入地理解焦虑----无论是个人焦虑或反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焦虑。相反，媒体通过将个人的注意力紧紧拴在对人为事物的迷恋上----在程序框架内通过暴力行为或所谓的幽默解决问题，以此转移个人注意力，使个人难以找到理解自己或周围世界的机会。总之，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媒体主要借助对商品或爱慕的女性的供求矛盾分散注意力。几乎总是带有这样一种基调：持续不断地令人分心和推迟焦虑感，但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保守的思想家们一直对公众的崛起保持高度警惕，他们将公众称之为大众或与其意义相似的名称。"大众至高无上，野蛮的潮流来势汹涌，"古斯塔夫·勒庞曾写道，群众的神圣权利即将取代神授的君权，"并且目前国家的命运由人民群众的意愿而非国王的议会主宰"。<a id="ch4al-back" href="#ch4al"><sup>[4]</sup></a>在20世纪，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家纷纷效仿，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我们所谓的大众社会。从勒庞到埃米尔·莱德勒<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和加塞特都认为，不幸的是，大众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但是，媒体以其现在的组织和运作，不仅仅是美国转型为大众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富和权力精英所掌握的权力手段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些媒体的一些高层代理本身就是精英中的一员，或精英手下非常重要的下属。
当非从政人员主张自由、公开地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时，而这些意见能够影响或决定政府政策、人员和行动时，公众舆论应运而生。<a id="ch3al-back" href="#ch3al"><sup>[3]</sup></a>从这个正式意义上来说，美国曾有、现在也有明确的公众舆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虽然这种正式的权利仍然存在，但其内涵已然发生变化。就像汤姆·佩因（Tom Paine）的政治小册子里的世界与大众媒体的世界一样，自治组织的旧世界与大众社会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别。
与这些精英同级或低一级的是宣传者、宣传专家和公关，他们控制舆论的形成，使舆论成为衡量权力的有效性、声望的增加和财富更稳固的一个标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些操纵者对待任务的态度经历了对立统一的过程：
人们常常对于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忠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没能立刻发现组织具有的精神意义和历史效力。现在，有效的权力单位是大企业、高不可攀的政府和严峻的军事机构。一方面在这些权力单位之间，另一方面在家庭和小社区之间，我们没有发现让人觉得有安全感和强大感的中间组织，很少有鲜活的政治斗争，更多的是来自上层的管理和下层的政治真空。现在，主要的公众群体要幺小到被埋没，只能选择放弃；要幺大到只是不重要的权力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因而难以接近。
最开始，大众媒体被一致看好。语言能打赢战争或卖出肥皂，语言能打动人也能控制人。"唯一的代价，"1920年代的广告人声称，"是限制任何话题的舆论在任何方向上的传播。"<a id="ch9al-back" href="#ch9al"><sup>[9]</sup></a>舆论制造者对媒体作为群体说服者的信任程度近乎魔化----但他可以相信只要有公众的信任，大众传媒就无所不能。但信任不会维持下去。大众媒体说过太多过于夸张的东西，信息平淡无奇并相互抵消。应战时谎言和战后幻灭而生的"宣传恐惧症"无济于事，尽管记忆短暂且受到官方的歪曲。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被转换成了舆论管理者的口号，他们的横幅上写着："大众说服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