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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六大政治委员的总资助款中，55％来自2407笔不低于1000美元的捐款（仅包括两个或多个州为政治活动捐款的集团捐助者）。"这些数字是绝对的少数，因为许多捐款是由家族成员以不同名义进行的，数字提供者不会轻易获知。<a id="ch9-back" href="#ch9"><sup>(9)</sup></a>
2．金钱可以使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力直接服务于政治事业。19世纪90年代，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民粹主义的噩梦，马克·汉纳（Mark Hanna）出于政治目的向富人募集资金；当时许多超级富豪都是政客的幕僚。梅隆家族（Mellons）、皮尤家族（Pews）和杜邦家族一直都是竞选资金的支持者，"二战"后，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捐助了大量资金，支持国内的各个（总统）竞选。他们帮助威斯康星州的麦肯锡、印第安纳州的詹纳、马里兰州的巴特勒和比尔竞选。例如，1952年，一位石油大亨休·罗伊·卡伦捐款达31笔，每笔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不等（总计不少于5.3万美元）。卡伦的两位女婿资助了10位国会议员候选人（至少1.975万美元）。据说，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至少为30个州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自1938年以来，默奇森一直支持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政党候选人，尽管直到1950年才获得知名度，1950年，在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请求下，默奇森和夫人捐款1万美元，挫败马里兰州的参议员泰丁斯，1952年，资助麦卡锡击败康涅狄格州的竞争对手参议员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a id="ch39af-back" href="#ch39af"><sup>[39]</sup></a>
3．富豪为竞选捐款，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行为并不是太多。超级富豪这幺做的情况没有企业行政官那幺多----大型有产阶级对企业进行重组----有产阶级使产业带来的权力服务于政治目的。随着企业界以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参与到政治秩序中，这些行政官与政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那些担任美国政府政治委员的关键"政客"。
他们实行私有制经济。在过去十年内政府还未进行大量干预，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每一个管理案例中，监管机构都倾向于成为企业的堡垒。<a id="ch38af-back" href="#ch38af"><sup>[38]</sup></a>控制生产设备不只是控制事物，而是控制那些没有财产、为了得到工作的人；是控制和管理他们在工厂、铁路和办公室的工作；是决定劳动力市场的形态，或与工会和政府争夺这一形态；是以企业的名义做决策，决定生产数量、生产对象、生产时间、生产方式以及产品价格。
我们习惯相信19世纪的经济人士是精明的，是讨价还价的行家里手。但是，大型企业的数量增加，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增加，这挑选和形成了经济人士，并给予他们特权，这些经济人士遍布各个市场，在讨价还价方面不及专业行政官和精明的经济政客。现在，成功的经济人士或为有产阶级经理，或为产业经理人，必须影响或控制制定对企业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决策的位置。诚然，战争加速了经济人士的这种趋势，从而使企业活动需要继续同政治和经济手段相结合。政治当然是企业经济的生命力，战争期间，政治经济变得越来越统一，而且，大多数毋庸置疑的事情----国家安全----的政治合法化，是通过企业经济活动而实现的。
1．宪法是美国至高无上的政治契约。第十四次修正案给予企业应有的法律制裁，现在企业富豪的席位由身为他们一员的行政官来管理。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内，企业精英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一个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等级机构。现在，首席行政官是企业圈的领头羊，企业圈是在美国政治主权区域内的经济主权区，经济主权区享有经济主动权，他们感知到那是属于他们的特权。身为工业庄园主义（Industrial Manorialism）的领袖，他们不情愿承担联邦政府对底层大众在福利方面的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体系下的工人、分销商和供应商视为他们的从属成员，将自己视为已经到达顶层的美国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战'前，商人相互竞争；'一战'后，他们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对抗消费者。"<a id="ch41af-back" href="#ch41af"><sup>[41]</sup></a>"二战"期间，他们为无数战争诉讼咨询委员会效力，他们奖赏预备役军团委员会中的商人，催生了更永久的军事机构<a id="ch10-back" href="#ch10"><sup>(10)</sup></a>。所有这些情况皆持续已久，也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企业行政官公开在政府行政部门担任要职。以前，他们更多是在幕后出谋划策，签署大量合同，现在是公开发声。
在消费和个人体验方面，企业富豪的新特权与伴随金钱而来的权力有关。但是，金钱的权力、经济地位的特权、企业资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都绝不会受制于企业和个人的积累和消费程度。事实上，企业富豪只是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就美国精英而言，消费品带来的权力重要性不及财富带来的机构权力。
1953年4月29日，在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Douglas McKay）对商会朋友说："在座各位任职于代表工商业的政府机构时，<a id="ch43af-back" href="#ch43af"><sup>[43]</sup></a>或当国防部长威尔逊坚称美国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一致时，需要就这些做详尽分析吗？"这些事件可能是政治错误----如果没有反对党的话，或可能会是----但同时不也揭露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意图吗？
五
有些行政官害怕政治认同像害怕中立的劳工领袖一样，他们属于第三党派。因为，企业富豪曾长时间接受培训，成为反对群体，他们中更具智慧的人略微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处在危险中了。在艾森豪威尔当政之前，这些权力可以不负责任地随意滥用。在他之后，权力的行使就不是那幺随意了。如果事情有差池，这些行政官----事情相关方----不该被问责吗？
"又一个偏见。"银行家高呼。<a id="ch37af-back" href="#ch37af"><sup>[37]</sup></a>
但是，《财富》杂志编委会主席约翰·诺克斯·杰瑟普（John Knox Jessup）的观点是，企业可以作为自治政府体系取代各州过时的体制----从而填补中层权力真空。作为企业共同体的领导人，管理者有义务保证选民幸福。杰瑟普先生认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已经失衡："任何想要治理繁盛国家的总统，对企业的依赖程度至少与企业对它的依赖程度相当----甚至更高。他对企业的依赖与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兰尼米德的地产大亨的依赖如出一辙，兰尼米德是《大宪章》的签署地。"<a id="ch44af-back" href="#ch44af"><sup>[44]</sup></a>
"不，有，"拉斐尔说，"他们就是自己的刽子手！"
然而，总的来说，行政官属于企业富豪，他们的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如果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成功人士联谊会的成员，而不是出于其他任何原因，那幺他们就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务实派"。他们不会未雨绸缪地思考问题，只对呈现出的方案做选择，因此必须从他们做的选择中判断他们的意识形态。
"他就是王......"巴尔扎克作品中的角色称，"他可以做自己选择的事情，同所有富豪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此后，对他来说，'所有法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表述是印在法典首页的谎言。他不会遵纪守法，法律会服从他。对百万富翁来说，没有断头台、刽子手！"
在过去的30年里，事实上，自"一战"以来，政治人士和经济人士之间的区别在不断缩小；尽管在过去，企业经理不信任在政界资历深厚的同行。他们变化不定来去匆匆，因为当时的他们是不负责之徒。然而，越来越多的企业行政官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结果形成了几乎全新的政治经济，在政治经济的巅峰时期，诞生了企业富豪的代表人物<a id="ch11-back" href="#ch11"><sup>(11)</sup></a>。
即使所有美国人都是痛苦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更加痛苦。如果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富豪被排斥在幸福之外。整个社会似乎就是为金钱游戏设计的，如果那些赢家都不"幸福"，难道输家才幸福吗？难道我们必须相信只有生活在美国社会，但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人才能幸福吗？如果失败是不幸的，胜利是可怕的，那幺胜利的游戏实际上是一场可悲的游戏，因为这游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无法避免这场游戏。因为客观来说，退出当然意味着失败，客观上失败，尽管主观上认为没有失败----这近乎荒唐。我们必须相信美国富豪是幸福的，否则我们那甘愿付出一切的信念会动摇。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潜在价值中，只有一个是真正至高无上的、普遍的、正统的且完全为美国人接受的目标，那就是金钱，此处排除所有心理失衡的失败者。
企业富豪享有政治权力是显而易见的事，由此引发的问题与相关人士的个人诚信并无太大关系，与个人财富积累、声望提高和权力增加也没有太大关系。当我们发现上层人士普遍道德败坏，以及权力精英形成体系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但重要的政治问题是，这些事实是否能够进一步证明，企业富豪和所谓的政治委员之间存在结构性联系。
至于富豪的幸福感指数，既不能被证明是真实的，也不能被证明是虚假的。我们必须谨记，在金钱和金钱价值高于一切的社会里，美国富豪是大赢家。如果富豪不幸福，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幸福。而且，认为他们不幸福的人可能不是美国人。如果他们都不幸福，那幺在美国，成功的必要条件、所有健全人的抱负都会化为灰烬，而不是取得成果。
超级富豪和首席行政官、当地社会与都市400强中的上流阶层以及企业圈战略集团，已经在政治体系中占据了众多位高权重的位置吗？当然他们已经在蚕食政府，获得特权。但是他们曾经或现在在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吗？不同于官方传奇、学术神话和民间传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但是是十分肯定的。
要想真正变得富有，必须掌握实现个人小创意和极端幻想的手段。"财富拥有巨大的特权，"巴尔扎克曾说，"最令人羡慕的是，它那激发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和感受能力，实现各种奇想，加速感知的能力。"<a id="ch35af-back" href="#ch35af"><sup>[35]</sup></a>和其他人一样，富豪和其他人一样，也许只是普通人，但他们的玩具更大、更多，而且可以一次性全部拥有<a id="ch8-back" href="#ch8"><sup>(8)</sup></a>。
然而，认为政治机构仅仅是企业圈的延伸，或认为政治机构已被企业富豪所取代，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无论是简单说来，还是结构性事实，美国政府都不是"统治阶级"的委员会，它是由委员会编织的网络体系，除企业富豪外的其他级别人士也是委员会成员。诚然，职业政客本身是最难对付的人，但是军队高层，华盛顿的军界领袖是最新加入的委员会成员。
认为百万富翁不过是社会顶层的一个可悲又空虚的位置；认为富豪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认为成功人士是无意义的，生来就成功的人和富人一样，是可怜而卑微的，总之，认为富豪可悲的这些观点，不过是穷人与现实和解的一种方式。在美国，财富直接给人带来满足，以及催生许多更大程度上的满足。
注释
对极贫人群来说，生活必需品从未得到满足；对中间阶层来说，总有新的目标，不是必需品就是地位；对超级富豪来说，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难以实现的，在普通人受局限的方面，他们像当今的美国人一样自由。
<a id="ch1af" href="#ch1af-back">[1]</a>关于"管理革命"，参见James Burn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New York：John Day，1941）；关于伯纳姆观点的详细评论，参见H．H．Gerth和C.赖特·米尔斯的"A Marx For the Managers，"Ethics，vol．LII，No．2，January 1942；关于领导人家庭的理论，参见Ferdinand Lundberg，America's 60 Families，1937（New York：The Citadel Press，1946）。
但是超过一定的财富规模，会实现质的突破：富豪会意识到他们拥有得太多，完全不必考虑金钱：只有在金钱博弈中获得真正胜利的人才可以这样；他们不用挣扎。在金钱社会，可以说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自由。收购是一种经验，不再需要一个利益链条。富豪可以逾越金钱体系，逾越没完没了的单调工作：拥有得越多，就越难实现收支平衡，这已不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我们把富豪定义为个人消费者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