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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活动不涉及固定的军事训练纪律，也不是只有联邦政府才能使用暴力手段，也不涉及大型、固定军事机构顶层的职业士兵。在内战和美西战争期间，军队平均有2.5万军人，以军团为建制，军团和连队分散在边疆沿线和偏远的西部哨所。在整个美西战争中，美国军队是民兵团组成的，这意味着权力是分散的，由受当地影响的非职业军官领导。
州民兵团加入小规模正规军（Regular Army），形成美国志愿军团（The US Volunteers），指挥官由州长任命。在这种非专业化建军的情况下，正规军常常是志愿军团的将才。政治——也叫文官统治——拥有最高统治地位。在任何一个时期，将军的数量都不多，上校常常是西点军校学生的最高目标。
三
在19世纪末的陆军老将中，凌乱的蓝色制服上散发着内战时留下的缕缕硝烟味。他在内战中脱颖而出；在时间上介于内战和美西战争之间的印第安人战争中，他勇于冒险，与印第安人开战。骑兵的勇猛影响了他，尽管他有时像一个横冲直撞的笨蛋（别忘了卡斯特将军和小巨角战役），他的一生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所推崇的顽强的生活。通常他蓄着八字胡，有时蓄着浓密的胡子，经常以一副没刮胡子的模样示人。他穿一身二等兵制服，制服上的扣子因未经打磨而暗淡无光，靴子陈旧不堪，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位老兵曾经近距离作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官方才开始保护受训军人的行动；许多将军和几十名上校在内战和后来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牺牲。他不是通过坐在五角大楼里组织工作赢得下属的尊敬，而是通过准确地射击、精湛的骑术和面临困难时的随机应变赢得了尊敬。
典型的1900年代<a id="ch6ag-back" href="#ch6ag"><sup>[6]</sup></a>将军出身于古老的美国家庭并且拥有英国血统。他在1840年左右出生于美国东北地区，可能是在那里或在中北部的农村地区，也许是一个小镇中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位专业人士，很可能有政治人脉——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对他的事业有帮助。自他进入军队或西点军校以来，他用了38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了一名陆军少将。大约60岁时，他进入最高指挥部。如果他有宗教信仰的话，可能是主教制教会的信徒。他结婚了，一些情况下结过两次，他的岳父也是一位专业人士，也可能有一些政治上的人脉。在军队服役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但是退休后，他可能会涉足共和党政治。他不太会写东西，也不会有人写很多关于他的东西。按照官方规定，他必须在62岁退休。平均来说，他会在77岁时去世。
这些老将军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就读于西点军校，另外只有四人完成了大学学业，老一辈的军人不看重读书。但我们必须记住，许多曾就读于西点军校和曾在旧联邦军队中占大多数的南方人都返回家乡加入了美利坚联盟国<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的军队（Confederate Army）。1900年代的将军们中，一些是在内战期间接受任命成为将军的，有些是通过州民兵团成为将军，有些亲自招募了足够的士兵然后成为了上校。在他成为正规军后，他的晋升很大程度上由资历决定，这种晋升的速度在战争中大大加快了，就像他在美西战争期间以上校身份的晋升一样。至少有一半的老将军们与其他将军和政治家有更紧密的关系。比如说伦纳德·伍德将军（Leonard Wood），他在1891年是一名医疗队长，成为了白宫的医生，先后为他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服务，最终在1900年担任参谋长。
36名顶层军人中，只有3人有从商经历，其中两人仅短暂地经营过生意。在临近战场的城镇，当地商人通常对这一老军队怀有好感，因为这支军队和印第安人打仗并且赶跑了偷牛贼，驻守军队对当地经济来说意味着金钱。在更大的城镇里，军队有时被授权驱散罢工人群。小男孩们也特别喜欢这支军队。
在内战和西奥多·罗斯福任期内的海军扩张之间，公众看到的更多的是陆军，下层阶级也在陆军对其地位的主张中得到了好处。但海军更像是一个绅士俱乐部，偶尔进行探索和救援的远航，而且海军在上层阶级中颇具威望。这解释了其军官团的高层出身和更专业的培训，由此也得到了部分解释。
除了从英国继承的对海上权威的认识，还有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把国家的伟大和他的海上权威联系起来的理论的影响，这在海军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听起来十分受用。在美西战争中海军的威望更进一步，影响了更大范围内的公众，因为对外行人来说，海军军官的技术比陆军军官更神秘，很少有人敢于指挥一艘船，但是很多人敢去指挥一个旅的军人。陆军军队里没有自行的系统，但海军有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接受正式、专业的教育并增强技能的优势。这也离不开巨大资本投资的事实，海军军官统辖下的船舰就是代表。最后，船长拥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蔑视水手的海洋传统之下——适用于服军役的船员，确实抬高了海军军官的地位。
1900年代典型的海军上将大约在1842年出生，有殖民背景、拥有英国血统。他的父亲从事某种专业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来自东北沿海地区的上层社会，很可能身处城市中心。这位未来的海军上将接受了学院教育，加上两年的接收舰（Receiving Ship）经历。他加入海军的时候年仅14岁；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他肯定是新教信徒。大约在他加入海军43年后，他成为了一名海军少将。那时他已年届58岁。他和来自同一阶层的人结了婚。他可能已经写了一本书，别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书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他可能会获得荣誉学位，并在62岁时从海军退役。他担任海军少将的时间只有三年，退休十年后逝世，达到了当时72岁的平均寿命。
即使在1900年，海军高层基本上都曾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受训，同时也很绅士。比起陆军，海军招募的人社会阶层更高，居住在东部的更多，接受过更好的准备训练，然后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海军上将也曾参与内战，内战后他通过避免在个人生活或在军事职责上打破陈规，慢慢晋升。鉴于他一丝不苟、缓慢前行的职业生涯，为了在62岁法定退休年龄前成为海军上将，能够早日受到委任和保持长寿是很重要的。成为一名船长通常要用25年左右的时间。“军人在下层花的时间太长了，他们从未学会自己思考。他们做到高层时已经太晚了，那时的他们不再年轻，不再踌躇满志，他们只学会了服从而非指挥<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
高级海军军官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任期是在海上度过的，当然主要是在其等级较低的时期。在35名顶层海军将领中，大约有一半的人曾经回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担任教员或官员。有些海军将领在安纳波利斯做了研究工作。一团糟的官僚作风通常是海军特征，其关键在于随着船舶、枪炮、物流技术上变得更复杂，对其进行管理的海军军官更多的是通过资历而非专业技术晋升。因此，船长就疏远了他的船舰，去负责那些自己不完全了解的事务。海军负责人与国务卿有联系，并且经常与国会议员关系密切。但尽管有明显的联系，这一时期只有一名海军上将进入商界，两名进入（地方）政界。
简而言之，这就是美国19世纪后期处于政治家控制之下的军队，其半职业化的高级军官团的成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商界和政界精英。但现在已经不是19世纪后期，当时塑造国家军事角色的大部分历史因素，对美国军队高层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
小巨角战役发生在1876年6月25日的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河附近，美军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苏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的胜利而结束，整场战役历时仅半小时，是整场印第安战争中印第安人所取得的最大胜利。
四
在20世纪中期，和平和文职官员价值观的影响力——他们不信任处于从属地位的职业军人——必须由前所未有的局势来制衡，美国精英是这样描述国家形势的：
1．美国精英和底层大众中的优秀人物，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在军事区域意味着什幺，在国土上进行灾难性的袭击活动意味着什幺。或许他们还意识到，由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与世隔绝，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和稳定，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自然资源丰富，只需要举行军事活动对抗技术落后的民众，在美国形成一个军事时期非常容易。所有那些都是事实：美国的军事实力与苏联旗鼓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前几个世纪的德国之于法国。
2．对最新武器体系的物理效应做了更加详细的估测——目前已公开——立即和戏剧性地说明了这一点。一次饱和攻击会导致5000万人，即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这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a id="ch8ag-back" href="#ch8ag"><sup>[8]</sup></a>美国会立刻以同样的杀伤力来对敌人进行报复，当然，这并不能降低对自己领土和人员造成的影响。
这种技术可能性有可能会被用于政治和工业领域，或直接运用到军事领域，拥有相关决策权的美国精英主要将其用于军事领域。他们是用军事术语来给国际实况下定义的，因此，在任何重要的历史局面中，上流阶层会评估战争可能性和战争威胁的严重性，而不是直接采用外交手段。
而且，新武器已经被开发为“第一道防线”。与毒气和细菌不同，新武器不是敌人反对使用的备用品，而是主要的防御性武器。如此重要的战略已经公之于众，理论上是基于这种假设，认为只会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使用这些武器。事实上，这是普遍假设。
3．对现状的定义和相应的政策倾向催生了美国国际立场的另一特点：当权者在谈论无法预见结果的“紧急情况”，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头一回。在现代，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开始把历史当成是被战争中断了的和平时期。但现在，美国精英对和平没有真正了解——而不是凭借双方制衡取得了令人不安的短暂间歇。唯一被真正采纳的和平计划是荷枪实弹。简而言之，战争或高规格的战备状态被认为是常态，似乎是美国不变的情形。
4．关于美国的形势，我们要提及的最后一个新特征同官方定义的一样，甚至更重要。在美国历史上，精英们首次发现他们正面临一场潜在战争，他们在自己的圈子，甚至在公共场合承认，参战方都不会取得胜利。他们不知道胜利意味着什幺，他们不知道胜利的途径是什幺。毫无疑问，将领们也对此一无所知。例如，朝鲜僵局是由政治层面上“意志麻痹”造成的，这变得越来越明显。梅尔文·沃里斯中校（Melvin B．Voorhees）在与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James Van Fleet）交谈时，做了以下汇报。记者问：“将军，我们的目标是什幺？”范佛里特说：“我不知道。这个答案必须由高层决定。”记者：“将军，我们要如何取胜？何时以及我们能否取胜？”范佛里特：“我不知道，只有高层能对此做出回答。”《时代》杂志的社论作者评论称：“那是对过去两年朝鲜战争的总结。”<a id="ch9ag-back" href="#ch9ag"><sup>[9]</sup></a>在之前的时代，国家领导人在备战时就制定了取胜方案、投降条件，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实施的军事手段有把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美国的战争目标都变得十分模糊，但是有通过暴力手段取得胜利的战略计划。现在也没有关于胜利的资料。鉴于现在存在的暴力手段，“大规模报复”既非作战计划也非胜利理念，仅仅是一种暴力的外交——也叫政治——姿态，现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成为互相摧毁的手段。同样的状况是：所有参与战争的国家都可能会衰落，所以彼此害怕战争，最终都得以存续。和平就是彼此害怕，制衡战争威胁。
在这一点上，我不必为美国国家地位或政策的真实情况进行辩解。考虑到世界形势具备的这些特征，正如现在官方规定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决定和平的世界事务上，正统军事战略和各类军事专家都变得无关紧要和具有误导性。显然，在所有重大问题中，最首要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相较以往，这已经变成十足的政治问题。从军事角度来说，北约有10个还是30个师，与德国是否将重新武装起来一样无关紧要。全面轰炸造成的影响已成既定事实，因此，这些问题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军事问题，是事关美国能否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政治问题。
但是，鉴于决策者对事实情况的军事定义，将军们跻身美国精英的上流阶层完全合情、合法、合理。美国在国际上的新地位，以及新的国际形势都是由精英们阐释的，这种新地位和新形势改变了精英的关注点。华盛顿军界领袖指挥权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正是精英焦点发生改变的最好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最为重大的决策都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决策。对于许多精英来说，国内政治已经成为在国内控制权力的重要手段，从而对国外的国家机构施加影响力，如果那样说太夸张的话，以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国内决策都越来越多参考国外的危险和机遇。
同时，随着军界领袖权力的增加，高层文官有所警惕，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能够有效挑战现实的军事定义，有利于全球事务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想象，那幺这种警惕是负责任的。但是到那时，更容易对军界领袖产生警惕，毕竟他们是造成现状主流定义的始作俑者。
五
美国的暴力手段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官僚结构，陆军部队辐射到亚洲边缘地带，以及欧洲的半岛，战略空军力量深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机构和武力手段的可及范围发生了变化，使暴力分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成了美国军界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