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军界领袖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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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历史观察员注意到现代社会顶层权力部门出现了一个显着趋势，即文官开始掌权，可以管控军队，军队的权力被束缚、抵消和削弱。当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军队都曾服务于文官的决策，但这个趋势在19世纪达到高潮，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起来，这一趋势都十分显着，因为在此之前，这种趋势的规模从未如此巨大，根基也从未如此牢固。

20世纪，在工业化国家中，伟大但又短暂的文官统治开始变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经历了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和平后，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旧格局再次出现。全球的军界领袖开始卷土重来，并制定了世界的规则。在美国也是如此，军界领袖们将自己的触角伸进了政权真空。企业行政官、政客与那些海陆军上将如同美国精英阶层中不安分的表亲一样，他们手中掌握和被赋予的权力日益膨胀，并且能够做出和左右那些影响最为重大的决定。

一

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在谋求权力，权力的最终形式就是暴力。那为什幺在当时军事独裁不是正常和普遍的政府形态呢？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刀锋之下，只要一出现重大的人事骚乱，不管这些骚乱是真实的，还是仅存在于想象中，社会便会求助于军事统治。即使现在，我们也经常忽视这些世界历史上较为普遍的事实，因为我们继承了一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在19世纪文官统治政权下兴盛起来的。即使权力的最终形式是暴力压迫，每个国家内和各国之间相互竞争的权力也还没有达到最终形态。我们的政府学理论采用了某些制度，同时我们的宪法也促成了这些制度，在这些制度下暴力被最小化并且受到人民统治的有效制约和平衡。在当代西方长期和平的时代，人们往往将历史归功于政治家、富豪和律师，而不是陆军将领、强盗和海军将领。但是这段和平是如何产生的呢？文官又是如何战胜暴力崇尚者成为主宰的呢？

加埃塔诺·莫斯卡<a id="ch1-back" href="#ch1">⁽¹⁾</a><a id="ch1ag-back" href="#ch1ag">^[1]</a>在谈到军队时曾做过一个假设，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这种假设，但却也无碍于我们接受他的大致推理框架。他说在任何社会，总有部分人当被激怒时就会采取暴力，如果我们赋予这种人才干和时机，那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拿破仑；如果赋予他崇高的理想，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加里波第；如果赐给他一个机会，仅此而已，那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墨索里尼；如果放在一个商业时代，我们会得到一个匪徒集团。

但是，莫斯卡还说过，如果我们让这些人在特定的社会等级集团内拥有一份工作，那幺我们得到的就会是职业士兵，而且通常是文官可以控制的士兵。

当然，除了职业的常备军（Standing Army）外，还有内在的和平力量。比如神职人员所传达的“上帝赐予的和平”，又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强迫人们接受的“国王赐予的和平”，实质是专门针对那些认为荣誉和权力是依靠武力来取得的人。但是，你也许会意识到，现代和平史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和平史都是一个矛盾，即和平都是来自于政府对暴力的集中和垄断，同时世界如今大约有81个这样的政府，这也是现代战争爆发的首要条件。

在出现政府之前，暴力者时常能够并且也经常在局部范围内采用暴力手段。欧洲和东方的封建社会在很多方面其实就是暴力者在局部范围内进行统治。在政府对暴力手段进行集中垄断前，权力通常能够在分散的地方小范围地进行自我复制，并且被当地的帮派所掌控，这通常就是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的历史进程。但是，在一心建立国家的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的带领下，高尚的西班牙人变成了被国王统治的群体，接着在适当的时间变成了征服者，接着变成了由女王统治的士兵。很快，那些小地方的暴力者成为了被平民首领所统治的常备军的一员。

常备军到底采用的是怎样一种了不起的制度，以至于能引导暴力者好斗的天性，让他们顺从文官的领导，并且将这种顺从作为自己的荣誉准则？如果在当代社会常备军垄断了暴力，变得足够强大去主导社会，他们为什幺还没有这幺做呢？为什幺反而他们能够接受人民首领的领导？为什幺军队甘心从属于人？常备军的秘诀是什幺？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秘诀，但是在常备军由文官掌控的地方，总是会有如下一些公开的运行机制。首先，这些军队都有“贵族气派”。任何时候，只要有人企图要改变这一点都会失败，比如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狂热。另外在国家的常备军中，军官和士兵总是保留着很明显的分界线；军官基本上都是从人民领导阶层或与领导阶层有着相同利益的人群中甄选而来。因此，领导阶层内部力量的平衡便反映到常备军中去了。最终在这支常备军中，或者说在很多支这样的常备军中发展出了能让人拥有满足感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让暴力者们也垂涎欲滴：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更多的是通过遵守硬性的荣誉法则便能获得可以预见的荣誉。

在18世纪末期，约翰·亚当斯曾问道：“参加常备军的欧洲人是出于单纯的爱国吗？他们的军官都是有远见、乐于奉献，指望在来世才得到回报的人吗？他们敢于冒生命危险，在受伤后能泰然处之，是源于道德的力量还是宗教的使命？”可能有人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这类英雄都是由以上因素驱使，那只能证明他对这些人还不够熟悉。这些人所得到的报酬足够鼓舞他们自己吗？其实他们得到的报酬仅仅称得上是普通而且简单的谋生品，与在其他领域能追求到的财富，以及正常生活所拥有的快乐相比不值一提，何况这份工作艰难而且危险。所以，能够鼓舞他们的其实是参军后能够获得荣誉的考量和机会。

“士兵们会拿自己与战友相比，为了提拔成下士相互竞争，下士们也为升为中士相互竞争，中士们为了成为少尉愿意赴汤蹈火，这样一来军队里的所有人都在不断地渴求升职，就如同联邦公民们都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阶层一样，以求吸引更多人的目光。”<a id="ch2ag-back" href="#ch2ag">^[2]</a>

从声望到名誉，以及这所带来的一切，可以说一直都是军队放弃政治权力的报酬。而且这种放弃已经根深蒂固：它已经成为军队荣誉准则的一部分。军队的官僚等级制度通常十分精简，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军官们认为“政治手段”是一种肮脏、不可靠和不绅士的游戏。按照军官自己的身份法则来衡量，他们一直认为政客们只是生活在一个无常世界里的不合格生物。

常备军们所拥有的这种状态机制并不总是会导致文官统治的结束，但是在这一方面没有什幺事情是不可能的。比如，我们都清楚只要当军官们在国家的议会里拥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就会努力地去控制整个议会，而当军官们在议会里没有一席之地时，他们就有可能会向首都进军，这也正是西班牙语国家所摆脱不掉的诅咒。

二

与世界趋势和事实相关的所有这些情况，以极其高明的方式，对美国军事机构、军队高层将领产生影响。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诞生于暴乱中，但在美国建国之时，战争还不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战争机器无法轻易抵达美国的建国基地。不会轻易受到战争的摧残，不会受制于军事人员的欲望。美国成立之初，意欲建立一个文官当权的政府并加以保卫，管控好军界领袖们可能爆发的野心。

美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与英国政府征用的士兵交战，这些雇佣兵居住在美国的家中，这个年轻的国家不太可能会热爱职业军人。美国国土广袤，被两大洋所包围，周边是实力弱小的邻国以及印第安人，美国在19世纪的数十年内都不需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从门罗主义诞生到19世纪后期适用于英国，为了保护在西半球的英国市场，英国舰队徘徊在美国和欧洲各大陆国家之间。甚至在“一战”后的时期，直到纳粹德国兴起，美国成为欧洲破产国的债权人，美国不再担心会面临军事威胁。<a id="ch3ag-back" href="#ch3ag">^[3]</a>同时这也意味着，正如在不列颠各岛一样，海军历来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而非陆军；海军对国家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弱于陆军，因为他们不能有效镇压群众暴乱。因而，海陆军将领在政治事务上发挥的作用不大，文官的统治地位坚如磐石。

国民一心想着赚取个人财富，从经济层面来说，这个国家不可能会资助寄生群体。在中产阶级重视自由和进取心的国度，严守纪律的士兵不可能会得到尊重，他们常常被支配，残暴地支持缺乏自由精神的政府。因此，自古以来，经济实力和政治环境都赞成文官贬低军人，认为他们只是偶尔有用，却一直都是负担。

美国宪法的颁布是出于畏惧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机构。身为文官的总统，可以任命所有军队的最高将领，在战争期间，可以任命州民兵团的最高将领。只有国会可以宣战或者为军费拨款——两年一次。各个州保留他们的民兵团，独立于国家军事机构之外。没有条款规定，军队要向文官首领不断地建言献策。如果宪法中有关于暴行的规定，也是很勉强的规定，暴力分子会被严格追究重大责任。

继老一辈革命家之后，上流阶层没有了军事标签，美国精英成员没有系统性地包含高级军事将领，没有形成服军役的传统，军事人员不会享有声望。相比于军事人员，经济人士的优势在于光荣性方面，内战时期，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一战”，招募雇佣兵是不受歧视的。因此，军事人员长期被孤立在岗位上，没有进入美国上流阶层。

无论跨半球远赴战场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无论他们的远征队和军队多幺好战——在许多方面，在大部分时间，都身处战争营地中——国家元首仍然不崇尚军事思维、不担忧军事前景。

纵观整个美国史，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局面：我们被告知美国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事实上，我们不相信军事经验，而且我们注意到，革命使华盛顿将军成为总统，竞选总统失利的官员提议，在辛辛那提协会（Order of Cincinnati）中，组建军事委员会，任命军事领袖。接着，杰克逊将军、哈里森将军和泰勒将军参与了墨西哥战争，前线战争和小规模战斗都与他们的政治成就有关。还有漫长而血腥的内战分裂着美国社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痕。无论内战中抑或内战后都由文官执政，但内战的确使格兰特将军获得优势，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经济利益的掩护者。

从格兰特到麦金莱，除克利夫兰和阿瑟以外，其余总统都是内战时的官员，尽管只有格兰特是职业军官。我们还注意到，在规模极小的美西战争中，最粗暴无情的罗斯福——或许因为他不是职业军官，最终成为总统。事实上，在33位美国总统中，约一半有军事经历，有6位职业军官和9位将军。

从谢司起义到朝鲜战争这段时期，军官暴乱事件不断上演。事实上，自1776年，美国参与了7个国家的战争，经历了4年内战，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不断侵略亚洲，征服加勒比海和部分中美洲地区<a id="ch2-back" href="#ch2">⁽²⁾</a>。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对更重要的事情的干涉，但至少可以说，暴力作为一种手段，甚至作为一种价值观，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歧义基于这一事实：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暴乱，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民众”直接参与的。军事力量被分散到各州民兵团，达到近乎封建领地的程度。几乎无一例外，军事机构与分散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权力的联盟是同时存在的。与欧亚大草原的哥萨克人不同的是，面对美洲印第安人，美国边疆居民在技术和数量上占有优势，无需组建一个真正的尚武阶层，以及一个庞大、守纪的暴乱管理部门。事实上，每个人都是步兵：考虑到战争的技术含量，暴乱的方式不是统一的，这一简要事实对文官占统治地位、对美国早期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观意义最为重大。

从历史角度来说，在以步枪为主要作战武器的时代，一个人代表一支步枪和一张选票，美国的民主政体得到了民兵体制的支持。相应地，教科书式的历史学家认为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军事机构和武器体系的变化。他们动用军事力量，与印第安人爆发冲突以及发动一个边远地区的战争，然后让军队隐没起来，或许历史学家是正确的。但是，欧洲征兵组建的第一支军队是革命军，理应被人们铭记在心。其他国家不情愿地武装起自己的民众，梅特涅<a id="ch3-back" href="#ch3">⁽³⁾</a>在维也纳会议上呼吁取消大规模征兵；普鲁士在其常备军遭受挫败后，才采用普遍征兵制；沙皇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才实行普遍征兵；俾斯麦的新兵击败弗朗兹·约瑟夫的军队后，奥地利实行普遍征兵制度。<a id="ch5ag-back" href="#ch5ag">^[5]</a>

欧洲大规模征兵组建军队，为了加强士兵的忠诚度，扩大了征兵方面的其他“权利”。在普鲁士以及随后的德国，都在深思熟虑后实行大众征兵制。农奴制的废除，以及随后实行的社保计划，都伴随着大众征兵制的建立。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很显然，携带武器的权利扩大的同时，其他权利也会相应扩大。但在美国，携带武器的权利并未从军队扩大到普通民众手中：他们从一开始就携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