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军界地位上升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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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后，那些掌控了大规模暴力手段的人开始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同时在同事们中间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一些职业士兵放弃了军人身份，享受军队外的高层生活。有权势的人在经济、政治以及教育和科学方面建言献策、提供信息、做出决策判断，这些都影响着其他依然保留士兵身份的人。在有争议的政策上，海陆军上将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或公开或隐蔽地利用自己的权威，尝试左右底层群众的观点。

在许多这种争议中，军界领袖们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在其他的争议中，他们阻止那些自己不赞同的行动和决定。在一些决定中，他们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在其他的决定中，他们与人产生了分歧，并以失败告终。但如今他们是美国精英阶层有史以来最有权威的人。现在，他们在许多生活领域行使权力的方式更加多样，而这些领域以前属于平民；现在他们的人脉更广；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已经接受了从军事角度定义的"事实"。历史上，军界领袖们一直都处于不安的状态，在美国精英阶层中人缘很差，而现在他们首先是表亲，不久之后可能会成为嫡长兄的关系了。

一

虽然陆海军上将在政治、经济决策上的参与度逐步提高，但并没有摆脱军事训练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这些训练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和世界观。但从更高层次上说，在新职业上取得成功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一些将领和人们脑海中典型的企业高管的形象并无太大出入，而另一些将领看上去似乎更像古怪的政客而非传统的军人。

据说，军人出身的官员，譬如国防部长，实际上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了解，可能还比不上一些对军事或军队人事知之甚少的平民，他很容易被身边的陆海军上将蒙蔽。人们也常常认为，政界中的军人没有坚定、新颖、果决的政策路线，甚至在平民政治领域中，也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具体目标变得漫无目的，甚至软弱无力。<a id="ch1ah-back" href="#ch1ah">^[1]</a>

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了军队训练和军旅生涯给他们灌输的自信心。那些在军旅生涯上取得成功的人通常都拥有十足的信心，并且能随时将这种信心运用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跟其他人一样，他们当然也会接受老朋友的帮助和精神支持，这些老朋友主要也是来自于军队，因为军人职业在历史上还是相对孤立的。个人层面如何我们暂且不提，但是在团队层面，目前军人团结一致，在处理国家政策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最为突出的。没有其他任何团队在协调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上接受过训练；没有其他任何团队具有持续做决定的经验；没有其他任何团队能够如此容易地吸收其他团队的技能，或者如此迅速地运用自己的技能；也没有其他任何团队，能够如此稳定地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军事定义在文职政客中十分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弱了军界领袖的信心、制定政策的渴望或在上流社会制定政策的能力。

过去十五年间，军队高层一直在"政治化"，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作为职业军官，一些军人在军队扩张的过程中获得了既得利益，包括个人、机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作为官僚，有些军人疯狂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作为权贵，有些军人异常傲慢，还有一些则非常精明，他们寻求影响力，认为行使权力具有很高的价值，十分享受行使权力之乐。但是并非所有的军人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a id="ch1-back" href="#ch1">⁽¹⁾</a>。职业军人没有争取政治权力的天性，或者说，至少我们不能归于争取政治权力这个动机。因为即使他们对政治权力没有欲望，但是权力本身对政治至关重要，在文官默认的情况下，可能或事实上已经将权力强加给了他们；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官利用，以达成文官们自己的政治目的。

从政党的角度来说，训练有素的海陆军上将是将政策合法化的优秀人选，因为他们的手段精明，能将政策提升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政策将免于政治辩论，直接进入行政部门，如艾森豪威尔将军竞选总统时，政客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发布支持言论称，我们需要有能力"制定伟大决策"的人。<a id="ch3ah-back" href="#ch3ah">^[3]</a>

从行政官员的角度来说，之所以认为军人是有用武之地的人，是因为他们都接受过执行技能培训，而且没有被贴上谋私利的标签。缺少专门的甄选、培训和鼓舞职员的文官队伍（Civil Service）<a id="ch2-back" href="#ch2">⁽²⁾</a>，利用军队就变成了更好的选择。

因此，政客们躲在所谓的军事专家背后，而不去履行自己辩论政策的职责，躲在军人的背后，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行政官员们工作失职，没有为人民提供真正的职业服务。由于这些文官工作失职，职业军人的地位获得提升。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军队精英----很可能既不是出于政治任命，也不必负任何政治责任----被卷入到高层的政治决策中。

军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不管是自愿地、勉强地抑或是不知不觉地，他们都会受到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开始具有争议性，就如同其他政客一样会被攻击，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涉及政治，也会受到政治攻击。在文官不被信任的背景下，军队在政治方面常常饱受诟病。但是现在事态更加严重。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曾说："1953年，参议员麦卡锡为了夺取军队的掌控权，带队攻击了一批忠心耿耿的官员，因为他们......服从了自己合法上司的命令。"<a id="ch4ah-back" href="#ch4ah">^[4]</a>麦卡锡因此挤进了指挥系统，连入职仪式也省了。军界领袖看到了这种攻击如何毁掉了公众的信任，以及国务院内部员工的士气，担心自己的组织也会这样被掏空。而且，他拥有可以影响经济事务的权力，占据了多半财政预算的份额，很容易受到行政部门新领导们的攻击，这些领导对他一半依赖一半打击，同时，还容易受到来自蛊惑人心的政客们的攻击，这些政客很会利用他犯下的"错误"，或者帮他制造"错误"。

就如政治渗透到军队一样，军队也会渗透到政治中去。军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被政治化，一方面是由于文官失职，另一方面是由于军队决策受文官诟病。

军人们并没有掌握一切实况，或者十分信任自己貌似特别专业的军队知识，他们习惯发号施令，所以在受到批评时反应特别僵化。在军事书中，没有反击参议员的"标准操作程序"。当时似乎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实地指挥，严格服从命令，不做任何政治层面上的怀疑，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换句话说，履行士兵该履行的前进或者后退职责，将自己的尊严置之一旁；另一种选择就是，完全从政治角度出发予以全力反击，可以依照传统的方法与政客联盟，如果他们拥有行政职位的话，或许还有其他的新方法。因为只要他们保留军官身份，他们就无法公开明确地选择政治党派----虽然他们中部分军人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需要在幕后小心运作----简而言之，他们会乐于与其他军人、企业行政官、政治事务局成员和国会议员一起组成或加入亲军派系的高层。

同时需要谨记：职业军人们接受过训练，拥有经验，非常坚信从军事角度给予的现实世界的定义，同时也要记住，他们拥有各种新的暴力手段，加之文官在外交上令人不安的失职行为，他们发自肺腑地为自己的国家感到担忧。当他们沦为无政治倾向的施暴工具时，那些信念最为坚定----或用他们的话来说----能力最强的人会感到沮丧。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或由于职位太高，或由于卷入太深，而无法实现具有军人风度的退出。

正是由于情形如此，我们必须明白军界领袖的政治手段，而且现在军人在权力精英中的影响力更甚。军人被认为仅仅是政客的工具，但他们面对的问题越来越需要他们做出政治决策。如果把这种政治决策看成是"军事必需"，那必然是把文官的职责----如果不是决策权的话----让渡给军事精英。如果现在文官精英坚持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军事概念为大众所接受，那幺按照这种概念，战争是唯一的现实，也就是说战争是我们时代的必需品。

二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军事机构得到了扩张，军队高官直接进入了外交圈和政治圈。比如，陆军司令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拥有的政治经验是美国任何其他现任军界领袖都无法比拟的，他坚信自己所称的"兄弟系统"，即政客与军人携手合作。对此他曾经说过："以前很多美国将军对于政治的态度是'去你的政治，我们待会再谈它'，但是现在他们不能这样做了。"<a id="ch5ah-back" href="#ch5ah">^[5]</a>

1942年，克拉克将军在北非与达尔朗上将和吉罗将军打过交道，接着在意大利掌管第八集团军，然后在奥地利担任占领区指挥官，1952年他成为美国远东司令部总司令、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同时也担任"二战"后美军驻日本的指挥官。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担任美国总统私人访华代表后，1947年至194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并在1950年至1951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海军中将艾伦·柯克（Alan G．Kirk）在20世纪40年代末曾担任过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接着担任驻苏联大使。1947年约翰·希尔德林（John H．Hildring）担任占领区助理国务卿，直接与负责德国、奥地利、日本和朝鲜政策执行的军队指挥官打交道。<a id="ch6ah-back" href="#ch6ah">^[6]</a>美国准将弗兰克·托马斯·海因斯（Frank T．Hines）曾担任驻巴拿马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后来，史密斯将军在1950年至1953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接着在1953年到1954年担任副国务卿。美国陆军上将卢修斯·克莱曾担任过德国占领区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担任过日本占领区司令。1954年，前往中南半岛"恢复秩序"的不是任何一个外交家，而是前陆军参谋长约瑟夫·劳顿·柯林斯（J．Lawton Collins）。他曾形容中南半岛"对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a id="ch7ah-back" href="#ch7ah">^[7]</a>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以军人身份，高级军官都卷入了政策辩论中。对于军队过度影响文官所做的决策，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将军曾是立场最明确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在国会委员会和广大民众面前，公开支持经济、政治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政策。再例如，马歇尔将军对《瓦格纳--塔夫脱议案》进行过驳斥，该议案同意巴勒斯坦增加接纳移民的数量，并作为犹太人自治领地继续发展。<a id="ch8ah-back" href="#ch8ah">^[8]</a>当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的远东政策，并要求将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撤职时，马歇尔将军与谢尔曼上将、布拉德利将军、范登堡将军以及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一起在国会委员会前进行过抗辩。

布拉德利将军曾经发表了无数演讲，而这些演讲的内容很快就被塔夫脱和汉森·鲍德温等参议员理解为影射1952年的总统选举。汉森·鲍德温曾经写道："演讲将布拉德利将军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置于与他们毫无相干的政治选举之中"。<a id="ch9ah-back" href="#ch9ah">^[9]</a>参议员塔夫脱曾指控参谋长联席会议受到政府的控制，并指控该会议只对政策进行附和，而不是提出纯粹的专业意见，塔夫脱的这一指控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的支持。另外一名将军邦纳·费勒斯（Bonner Fellers）则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

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麦克阿瑟将军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违反了美国陆军第600-10条规定，他攻击了现任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会参与总统竞选。但是成功当选总统的却是当时的另外一位在职将军----艾森豪威尔。这些将军和他们制定的所谓的政治政策都获得了其他军人的支持。无疑，现在有的将军支持共和党，有的支持民主党，还有支持或反对个人议员的军官，比如麦卡锡。还有选择支持某一方，从而揭示或者掩饰自己政治倾向的军官。

1954年，已退休的空军中将乔治·爱德华·斯特拉特迈耶（George E．Stratemeyer）和已退休的海军少将约翰·克罗姆林（John G．Crommelin），后者曾担任过参谋长，他们带领一大群着名的高级军官，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请愿书，<a id="ch10ah-back" href="#ch10ah">^[10]</a>主动募集1000万个签名。当时正值军队地位攀升之际，老兵麦克阿瑟的讲话尚在回响："我们军人应该永远服从命令，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在政治家们无法维护和平时，我们必须要信任士兵。"（1953年）"我意识到有一个一直存在，以前不为人知但充满危险的事情----我们的武装部队主要效忠于政府行政部门的当权者，而非他们宣誓要保护的国家和国家宪法。没有什幺比这更危险了。"（1951年）<a id="ch11ah-back" href="#ch11ah">^[11]</a>

但是，比军人直接担任政治职位、给予私人意见和公开演讲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军队影响：高级军官作为权威人士处理传统军事领域以外的事务，已经得到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其他成员以及广大公众的认可。

从40年代早期开始，国会对军队的传统敌意已经转变为类似"友好的和信任的"顺从。除了对约翰·埃德加·胡佛<a id="ch3-back" href="#ch3">⁽³⁾</a>外，参议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如对高级军官那样尊重与顺从。在政府的一项正式发文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战争期间，无论做什幺或者拒绝做什幺，国会几乎都是毫无条件地遵循参谋长的意见和要求"。<a id="ch12ah-back" href="#ch12ah">^[12]</a>在战略联盟时期，虽然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做决策"，但是实际上，那些决策是由军队批准的，或由军队事先组织和提出多个备选决策，总统和首相再从中做出选择。

根据宪法规定，国会应该负责管理国家武装力量并对其给予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时期，国会的职业政客的确与军队讨论军旅生活细节，为他们做决定，辩论战略甚至是制定战术。在"二战"时，国会议员为曼哈顿计划"投"了赞成票，他们完全不知道这项计划会增加多少军队预算，有谣言称，杜鲁门参议员认为将会有大事发生，作战部长的一句话使他停止了所有调查。战争结束后，国会根本无法获取有关军队事务的任何消息，更别说有时间和经验去对这些消息进行评估了。军队高层身为"安全"和"权威"专家，在这层身份下，他们的基本政治、经济决策权大大增加。他们决策权的扩大更多是由于文官在政治上失职----考虑到国会的组织和人事架构，这或许属于必然情况----而不是任何军队的夺权。<a id="ch13ah-back" href="#ch13ah">^[13]</a>

三

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决策相比，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决策受到军事领袖及其军事观念的影响最大。在这些领域中，军队地位的上升与其他力量不谋而合，这些力量使文官外交成为一门正在衰落的艺术，使汇集杰出人才的外交部门也因此衰落。军队地位上升和外交地位下降，两者发生之际，正值国际事务首次成为美国重大决策的中心，并逐渐变得几乎与所有重大决策密切相关。精英阶层接受了军界对现实世界的定义，职业外交家因此在高层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就如我们认识的某些外交家一样，或至少我们可以猜想到。

战争一度被认为是士兵的事情，国际关系是外交家的事情。但现在，战争趋于全面化和永久化，作为国王的免费游戏，它已经成为迫使民众互相伤害的事情，国家间的外交荣誉准则也已经彻底崩塌。和平不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只有战争才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不是朋友就是敌人，敌对意识变得机械化、大众化且不带任何真情实感。当所有为和平而展开的谈判可能被视为绥靖主义甚至是叛国时，外交家的积极参与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外交已经成为纯粹的战争前奏或是战争之间的插曲，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交官就被军事领袖代替了。

关于美国外交和外交家的三组事实对于理解当下实况至关重要：职业外交部门的相对弱势；"调查"和"安全"措施进一步削弱了外交部门的实力；掌控外交部门的人越来越信奉军方观点。

1．只有当社会生活与政治意图之间的细微差别和谐共处时，曾经作为一门政治工具和社交艺术的"外交"才能发挥作用。社交艺术需要社交风度（礼仪），而这通常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过着上流生活的人所具备的。事实上，那些职业外交家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代表<a id="ch4-back" href="#ch4">⁽⁴⁾</a>。

但是到了1930年，外交部门的工作再也无法保证人们获得大使的头衔<a id="ch5-back" href="#ch5">⁽⁵⁾</a>。1893年至1930年间的86位美国大使中，只有四分之一在被任命为大使前就职于外交部。哈特曼（D．A．Hartman）曾经说过："在英国，大使职位是你在外交部清晰规划的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而美国的大使职位只不过是商业、政治或律师生涯中迟到的一个插曲。"<a id="ch16ah-back" href="#ch16ah">^[16]</a>

在民主党漫长的执政期间，建立了一种以上流阶层为招聘对象的职业服务。1942年的32位大使和高级部长中，近一半毕业于私立预科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通常是都市400强的子女；外交部118位高级官员中，有51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耶鲁大学。<a id="ch17ah-back" href="#ch17ah">^[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