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平衡理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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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希望在政治经济上被道德问题所干扰，所以坚持认为政府是一种自动化机器，通过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来实施管理。这种政治形象只不过是官方经济图像的遗留物：通过拉动和推动多方利益来实现平衡，每种利益只受制于交易带来的结果是否合法、是否违反道德。

18世纪的经济学术语对自动平衡理论做出了最引人注目的阐述：市场是至高无上的，在小企业家的神奇经济中没有专制中心。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盛行分权和制衡，因此专制主义没有机会。“不会采取权力均衡的政策的国家，”约翰·亚当斯写道，“一定会采取专制主义，没有其他选择。”<a id="ch1aj-back" href="#ch1aj">^[1]</a>正如诞生于18世纪的平衡或制衡的机制，现在是保障经济和政治自由的首要机制，也是确保世界各主权国不实施专制统治的主要机制。

如今，我们熟知的自主政治经济的概念，仅仅是指1930年代反对新政的务实保守主义。极权主义国家——曾经的德国和当今的苏联——发生的可怕景象赋予了它新的魅力，虽然这是非常不正确的。尽管它与现代美国政治经济无关，但它却是在企业和政府管理精英中广泛流行的唯一说辞。

一

放弃自动平衡这样的旧权力模式非常困难，关于它的假定是，众多独立、实力相当、相互冲突的团体制衡社会。最近关于“谁统治美国”的声明，对所有这些假设来说很明显是一种无意识的讽刺。据大卫·理斯曼<a id="ch1-back" href="#ch1">⁽¹⁾</a>先生说，比如，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权力从统治阶级的等级体系中分散到有否决权的团体中。现在没有人统管任何事情：一切都是没有方向的漂移。理斯曼先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美国是中产阶级国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美国，也许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事实，不再有一个统领所有的‘我们’或‘他们’，或一个不统领所有的‘我们’或‘他们’，而是所有的‘我们的’都是‘他们的’，所有的‘他们的’都是‘我们的’。”

“领袖已经失去了权力，但是追随者们还没有得到它。”与此同时，理斯曼先生关于权力以及它强大的影响力所做出的心理解释达到了极致。例如：“如果商人感到虚弱和依赖，他们就是虚弱和依赖的，无论他们拥有何种物质资源。”

因此，“……未来似乎掌握在以下这些人手中：控制国会的小企业和专业人员；地方房产经纪人、律师、汽车销售员、承办商等等；控制国防和部分外交政策的军事人员；大企业的管理者及其律师，财务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决定工厂投资并影响技术变革速度的顾问；管理工人生产力和工人选举的劳动领袖；在南方政治中有极大利害关系的黑带地区（Black Belt）的白人；在外交政策、城市就业、民族宗教和文化机构中有利害关系的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帮助年轻人社会化，训练成年人，娱乐老年人的编辑和作家；掌握了关键部门和委员会的农民——与之相对应的畜牧者、玉米种植者、乳制品工人、棉农等——作为我们过去不落俗套生活的代表，承载着我们的许多回忆；苏联人，以及另外一些在较小程度上控制着我们关注的大部分议题的外国势力，等等。读者可自行完成列表。”<a id="ch2aj-back" href="#ch2aj">^[2]</a>

这的确符合“完全自动化和客观化的现代标准。”<a id="ch3aj-back" href="#ch3aj">^[3]</a>然而，在这种浪漫的多元主义中，甚至在理斯曼创造的“权力混合曲”之中，也的确存在一些现实：尽管对于权力中层的说明含混不清，但仍然可以辨别，在国会所在地区和国会内部尤为明显。但是，理斯曼的这个创造确实令人困惑，它甚至没有区分权力的高层、中层和底层。事实上，在半组织化的僵局情形下，所有这种浪漫的多元主义的策略清楚明了：

你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惠特曼式的对多样性的热情，详细阐述了所涉及的团体数量。事实上，什幺样的团体没有资格成为否决权团体？你没有根据政治相关性或它们是否有政治组织来对这些群体、职业、阶层、组织进行分类，试着弄清那些不清楚的地方；你没有试图弄清它们如何相互连接成一个权力结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浪漫的保守主义者把精力集中在一个分散的环境中，而不是它们在权力结构里的关系；你没有考虑在顶级团体中，可能会存在任何利益共同体；你没有把这所有的环境和各种各样的团体与重大决策联系起来；你没有利用历史细节来提问和解答：对于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决策和事件，“小零售商”或“砖石匠”与它们有什幺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保险公司”和国会与是否决定制造和放弃新式武器的早期模型有什幺关联？此外，对于所有团体、阶层和集团的领导人，你高度重视他们极具公关思维的言论，从而混淆了心理不安与关于权力和政策的事实。只要权力没有毫无遮掩地显示出来，它就不能被当作是一种权力。当然，作为观察者，你也没有考虑到官方和其他方面的隐蔽事实给你造成的困难。

简而言之，你用自己混乱的视角来混淆自己的见闻，作为一名观察者和解释者，你小心翼翼，依据现有的细节来解读事实，尽可能用最具体的方式进行描述。

正如欧文·豪<a id="ch2-back" href="#ch2">⁽²⁾</a>所指出的，权力平衡论是美国政治的狭隘观点。<a id="ch4aj-back" href="#ch4aj">^[4]</a>用它可以解释一方或另一方内的临时联盟，在时间跨度的选择上，它也是狭隘的：你感兴趣的时间段越短，权力平衡论的适用性就越强。因为当一个人详尽地处理短期问题时，例如特定的选举，个人常常受困于多种势力和原因。美国的“社会科学”变得极其经验主义，一直以来的一个缺陷是假定：理解现代社会明智而科学的方法仅仅是列举事件发生的多个原因。当然，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它是一种含混的折中主义，避免了社会分析的真正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仅要列举所有事实，这些事实可能是由于想象而被包含在内的，要对每个事实加以权衡，从而理解它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如何形成你想要理解的模型。<a id="ch5aj-back" href="#ch5aj">^[5]</a>

过度关注权力中层，难以理解权力的整体结构，特别是高层和底层。讨论、投票和竞选产生的美国政府主要与权力中层有关，而且往往只与它相关。大多数“政治”消息是关于中层问题和冲突的新闻和八卦。在美国，政治理论家也常常只是一个比较系统的选举研究者，研究谁投票支持谁。政治分析家是教授或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自己通常位于权力中层，只能通过八卦了解权力高层；如果想要知晓权力底层的话，只有通过“研究”，但是他们很健谈，与权力中层的领导也很熟悉，可以轻松“聊天”。

因此，大学内外的评论员和分析家关注中层及其平衡，因为他们自己主要属于中层，与中层距离较近；因为作为一个明确的事实，这些层级给“政治”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因为这种观点符合民主运作的形式模型和民间说法；而且因为许多知识分子接受那种模式是好的，特别是在目前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能够很容易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

当说到存在“权力的平衡”时，这可能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以将其意志或其条款强加于他人；或者说，任何一个利益团体都有可能造成僵局；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对称轮流的方式，一个接一个的利益被实现了；或者所有政策都是妥协的结果，没有人赢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但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些东西。事实上，所有这些可能的意义都在试图描述，当所谓的“平等协商权”永久或暂时存在时会发生什幺。但是，正如默里·埃德尔曼<a id="ch3-back" href="#ch3">⁽³⁾</a>所指出的，<a id="ch6aj-back" href="#ch6aj">^[6]</a>利益斗争的目标不仅仅是规定好的，它们还反映了当前的期望和接受状态。因此，说各种利益是“平衡的”，一般是表示对现状满意甚至感到良好；让人满怀希望的平衡理论往往伪装成对事实的描述。

“权力平衡”意味着权力平等，权力平等似乎意味着完全公平，甚至是值得尊重的，但事实上，什幺是一个人值得尊重的平衡，这往往又是一个不公平的不平衡。优势群体当然倾向于宣称，存在权力平衡和真正的和谐利益，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宰地位和平地持续下去。所以大商人谴责小劳工领袖是“和平的干扰者”，是固有的商业劳动合作利益的颠覆者；实力强大的国家以国际主义的名义谴责弱国，用道德观念来捍卫自己武力掠夺弱国所获的战利品，为了争取优势或平等地位，弱国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武力改变现状。<a id="ch7aj-back" href="#ch7aj">^[7]</a>

社会变革是由宽容的平等交换、妥协和利益制衡的否决网络来推进的——这个概念假定一切都在大致稳定的框架内进行，框架本身不会发生改变，所有的议题都倾向于妥协，因此可以实现自然和谐。那些从现行总体框架中获益的人，比那些对它心怀不满的人，更容易将这些观点看成是社会变革的机制。此外“在大多数领域……只有一个有组织的利益体，其他一些主要利益体也没有组织。”<a id="ch8aj-back" href="#ch8aj">^[8]</a>在这些情况下，正如大卫·杜鲁门<a id="ch4-back" href="#ch4">⁽⁴⁾</a>先生所言，“无组织的利益”<a id="ch9aj-back" href="#ch9aj">^[9]</a>只不过是用另一个词来表述以前常用的“公众”一词，一个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概念<a id="ch5-back" href="#ch5">⁽⁵⁾</a>。

这些非常重要的“利益团体”，特别是农村和城市企业中的那些利益团体，或被并入人事部门和政府机构中，包括立法和行政机构；或成为小而强大的集团的工具，有时作为它们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往往不会拥有实际领导权。这些事实超出了自发团体的集中化，对权力无动于衷的成员的权力会被专业的管理者夺走。例如，它们利用主要集团组成的全国制造商协会，告知小企业成员它们的利益与大企业相同，然后将所有商业力量集中到政治压力上。从高层人士的角度看，“自愿联盟”和“利益团体”成为公共关系计划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小集团的个别成员管理了几家企业，这些企业本身是实施指挥、建立公共关系和施加压力的工具，但是通常不会以权力为基础公开利用这些企业，并使各个国家协会成为其联合经营的分支机构。协会是运营性组织，而不是行动与否的最终裁决者，组织的权限由使用它们的人设定。<a id="ch10aj-back" href="#ch10aj">^[10]</a>

因此，制衡可以被理解为“分割和统治”的代名词，以及防止更直接地表达普遍诉求的一种方式。因为平衡理论往往依赖于利益自然和谐的道德观念，在利益和谐的情况下，贪婪、残酷与正义、进步相协调。一旦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得以建立，只要它默认市场将无限地扩张，使优势群体的利益显得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相一致，利益的和谐可以而且确实适合作为优势群体的意识形态。只要这个信条盛行，底层群体的努力奋斗就可能被认为是不和谐行为，扰乱了共同利益。E．H．卡尔<a id="ch6-back" href="#ch6">⁽⁶⁾</a>先生说，“因此，利益和谐原则是一个巧妙的道德策略，是优势团体用来维护和维持其主导地位的。”<a id="ch11aj-back" href="#ch11aj">^[11]</a>

二

平衡理论的主要焦点是美国国会，其主要参与者是国会议员。然而，作为一种社会类型，这96位参议员和435位众议员却不能代表普通老百姓，他们代表的是那些在创业和专业方面取得成功的人。年长者是拥有特权的白种人，他们和父母都是美国本土人，信奉新教。他们都有大学学历，就收入和地位而言，他们至少处于中上阶层。一般来说，他们没有打工或低薪工作的经历。简而言之，他们是当地社会的新、旧上层阶级<a id="ch7-back" href="#ch7">⁽⁷⁾</a>。

一些国会成员是百万富翁，而其他人必须在农村筹措经费开销。现在，官员的开支相当大，通常要支付两个家庭的生活费，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会产生交通费，需要频繁地参加社交活动，而且选举和留任的成本也大大增加了。现在，对国会议员来说，外部收入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1952年，五分之四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二的参议员除了从国会领取工资外，还从他们家乡持续经营的企业、保留的职位，或投资中获得收入。独立的富人在美国的国会山<a id="ch8-back" href="#ch8">⁽⁸⁾</a>越来越常见……对于那些没有私人收入的人……作为国会成员的生活状况可以说近于绝望<a id="ch9-back" href="#ch9">⁽⁹⁾</a>。“如果联邦法律真的意味着它所表现的那样，关于在竞选活动中的现金运用，”罗伯特·本迪纳<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最近说，“同华盛顿相比，莱温芙丝市会有更多经济状况不佳的政治家。”<a id="ch17aj-back" href="#ch17aj">^[17]</a>

政治职业对能人志士的吸引力不如以往。从金钱的角度来看，精明的律师每年可以赚取25000到50000美元，不太可能放弃现在收入丰厚的职业，冒险竞争国会议员一职；毫无疑问，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如果他们不是富人，国会候选人很可能是县检察官、地方法官或市长，他们的薪水甚至低于国会议员。国会内外的许多观察员都认为，国会在过去50年里受到的公众尊重已经下降；甚至在他们的选区和州，国会议员也不再是曾经那般重要的人物。<a id="ch18aj-back" href="#ch18aj">^[18]</a>事实上，有多少人知道他们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名字？

50年前，在自己的选区或州，竞选国会议员不必采用大量的娱乐和消遣方式，同各种名人竞争。政治家发表长达一小时的演讲谈论世界局势，在辩论中，他没有机会咨询他的撰稿人。毕竟，他是当地薪酬最高的人之一，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但在今天，政治家必须依靠大众媒体，而动用这些媒体的费用非常高昂<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现代竞选活动的成本很高，这一简单的事实明显约束了国会议员，如果他自己不是很富裕，必须对募集的竞选资金来源足够敏感，募集到的资金通常被视为出资者期待预期回报的投资。

作为自由法律从业者和党派政客，他们必须面对选举，职业政客在当地培养了许多不同的团体、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是社会、商业和兄弟会组织的伟大“加盟者”，这些组织属于共济会，麋鹿组织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选区，国会议员负责组织起来的团体，这些团体根据议员对他们的利益和项目的态度，来对议员给予支持或认可。在地方辖区内，掠夺团体（Plunder Groups）为了获得更多支持，公开交易选票。政治家被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和国家团体的要求所包围着。作为权力的经营者，政治家必须向一个又一个利益妥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常常因为妥协，变成了没有任何坚定政策路线的人。

大多数职业政客巧妙地平衡了各种地方利益，在政治决策中这种相当小的自由，他们正是从这个事实中得到的：如果他们幸运，他们可以歪曲并使各种地方利益相互竞争，但他们常常会跳过这些问题，以避免做决定。保护其选区的利益，国会议员对他所属地区保有绝对的忠诚。事实上，他的狭隘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十分强烈，作为一位地方候选人，他甚至会邀请和召集当地居民，向他们展示其他州对他的各种攻击，从而使他的竞选活动成为维护本州的圣战运动，抵御来自其他州的攻击。<a id="ch20aj-back" href="#ch20aj">^[20]</a>

在国会内部，同样在他的选区，政客会发现利益纠葛；他还会发现权力是根据党派和资历组织的。国会的权力集中在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通常集中在主席手中，主席是凭资历当选的。因此，政客在国会内获得权力地位的机会，往往取决于他获得长期且不间断留任的能力，为此，他不能对抗他所在选区的重要原则。灵活调整这些利益体和他们的项目，聪明地支持有时可能冲突的几种政策，这种做法看起来不错，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通过机械选择的过程，20多年来，平庸的“党员”一直在他们的统治区保有稳固地位，很可能到达国会权力的中心并保持住他们的位置。

即使政治家成为——如果可能的话——影响他所在地区的地方利益的委员会主席，他通常不会试图扮演国家层面的政治家角色。因为无论公务员的声望令人感到多幺愉悦，比起获得地方人气也是次要的；他的责任是对当地的主要利益负责，而不是对国家负责。此外，“更好的国会机制，”正如斯坦利·海伊（Stanley High）所言，“不能治愈地方主义的邪恶；事实上，国会机制可以为实施的成员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设施。”<a id="ch21aj-back" href="#ch21aj">^[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