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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4年前,在俄亥俄州一个简朴、破旧的农场里,诞生了一位最佳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位候选人家族庞大,在"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后不久,整个家族便从英格兰来到了这片土地。他从小在农场长大,打理日常琐事,对农场事务非常熟悉。高中时父亲去世,坚强、明智的母亲变卖了农场,把家搬到附近的小镇上,艰苦的日子开始了。
这位总统候选人在叔叔的工厂工作,在兼顾大学学业的同时,迅速成长为劳资和管理方面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抵达法国,仅用六个月的时间他就证明了,若有一场历时更久的战争,他一定会成为知名的政治家。返乡后,他到州立法学院学习了两年,与中学时期的恋人缔结连理,妻子的祖父曾与南方联盟的军队并肩作战。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加入了当地政党俱乐部和麋鹿组织<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并在适当的时机加入了扶轮社,到圣公会教堂做礼拜。现在,他的生活非常忙碌,但他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好像他就是为此而生的。1920年代,他担任一些小工厂的代理律师处理劳资纠纷问题,表现十分出色,到1930年代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劳工纠纷,其他公司注意到了他的佳绩,争相聘用他,在这种的口碑宣传效应下,他于1935年当选为所在城市的市长。
身为劳资关系方面的专家,他的管理才能和魅力受到商界和工人的一致称赞,他当选为市长,成为军事政治家。他是一位循规蹈矩的政治家,但他对市政府进行了自上而下地改造。"二战"拉开帷幕,尽管有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依然选择辞去市长一职,成为上校并加入将军的参谋团,他深受将军青睐。他很快就成为深谙亚欧事务的政治家,自信满满地预测着要发生的一切。
战后他荣升为准将并回到俄亥俄州,发现自己是新一任州长的首选人物。两个任期他都以多票数当选,州政府像任何企业一样高效,像任何教堂一样崇高,像任何家庭一样温暖。他的面容像任何企业高管一样诚实,态度像任何销售员一样真诚;事实上,他有些许严峻,也有他独有的友善。所有这些魅力十足的特点,都能透过电视和电台直观地让人感受到,这使他平易近人,像不受任何镜头和麦克风的隔断的磁力一样,吸引着别人。<a id="ch1ai-back" href="#ch1ai"><sup>[1]</sup></a>
一
这幅肖像展示的特征和现代总统的形象差别不大,尽管对他们的解读无法量化。已在美国政府身居要职的人中,至少有两三位集齐了几乎所有你期待的品质。你大可以一刻不停地收集传记趣闻和多彩的图片----但是,关于领袖人物和他们的职业生涯是无法根据这些信息来下结论的。我们必须了解历史和传记是如何相互影响,塑造了美国的政治进程,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挑选和塑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政治人物,以及他们的时髦形象。
这是需要牢记的第一点:事实上,现在流行的许多政治家的形象是从早些时代照搬过来的。因此,"美国政治家"不仅被视为可贵的开创者,而且被视为廉价的工具,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肮脏的政客,不仅是人民的公仆,也是狡猾的阴谋家。我们对身居高位者的观察不太清楚,对他们的大多数观点是我们借鉴旧时代混乱的模式,然后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加以解读得出来的。
托克维尔、布赖斯、奥斯特洛戈尔斯基关于美国政治的经典评论都是基于19世纪的经验----通常指从安德鲁·杰克逊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诚然,许多决定中期政治形势的趋势仍然在发挥作用,影响着我们所处时代中大多数政治家的风格----尤其是位于国会权力中层的政治家。但在20世纪,尤其是"一战"以后,其他因素大大改变了美国政治机构的构成和重要性。美国的政治机构变得更加紧密,范围更加广泛,越来越接近几乎所有由它构建的社会制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危机,无法在当地权力分散的基础上采用旧措施加以解决,越来越多卷入到这些危机中的人指望政府出面解决。对于能够通过政治机构获得和行使权力的人来说,国家形态和常规发生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的权力,新式政客已经占据优势地位。
高层政治家没有构成任何一种心理类型,不能按照模式化的动机对他们加以分类和解读。无论职位高低,政治家同有其他追求的人一样,有时参与一些活动只是出于单纯的热爱,比如竞选、结盟和连任;通常情况下,他们被政治事业取得成功带来的声望所吸引;事实上,"为了权力而谋取权力"----非常复杂的动机----通常涉及到行使权力带来的权威感。<a id="ch2ai-back" href="#ch2ai"><sup>[2]</sup></a>极少数政客是为薪资所吸引。
我们唯一可以给"政治家"下的定义是,他们或多或少供职于政治机构,并至少将其视为自己的主业。因此,由于美国有两种政治机构,所以存在两类"政治家"。
党派政客的政治生涯是在特定的政治组织内度过的:他是一个政党人。还存在一些职业政客,他们的政治生涯是在政府行政部门度过的,其"政治"程度之高,可以越过行政机构的常规进入决策层。纯粹意义上的政客就是以前的官僚。
就类型来看,如果职业生涯主要在政治轨道上,那幺党派政客和政治官僚是现代政府的专业人士。无论在政党层面还是在官僚层面,不是所有以政治为业的人都是职业政治家。事实上,今天的政治高层并不像官僚,比起政治局外人(Political Outsider),也不像党派政客。
政治局外人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不是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度过的----有可能----是被人引领进这个行业,或者被强迫进来的,或者经常出入政界。他们在职业上被非政治性的经验塑造,他们的事业和人脉都不在政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根植于其他领域。事实上,在专业人士眼中,他们通常被认为是非政府利益或集团在政府内部的代理人。政治局外人绝不仅出现在共和党中。在民主党中,他们很可能处于蛰伏期,力争得到企业大佬的认可;然而在共和党中,他们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认可,因此对自己更有自信,对党内高层会如何解读自己的决策更有把握。另一个结果是,作为一名共和党人他可以不那幺虚伪。
当然,如果这些政治局外人在行政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他们可以因此成为官僚主义的专家,将他们的职业和期望与政府联系起来。他们可以在政党内勤恳工作,接着成为党派政客,以党内人脉作为权力和事业的基础。但是,他们不需要做任何改变:他们是当权者的亲信,可以被委任为咨询顾问,直接进入核心层,他们对当权者来说,如同牢牢攥在自己手中的权力。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还有其他分类方式,但上述类型----党派政客、专业管理者、政治局外人----更方便理解当代美国政治面貌的社会构成和心理特征。
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主动性和决策的中心已经从国会转移到了国家行政部门;国家行政部门不仅急剧扩充,而且权力更加集中,并利用将其推上权力中心的政党。行政部门凭借否决权和专家的建议,在立法问题上掌握了更多主动权。于是,在各行政院及其下属的机构、当局、委员会和部门内,而不是在以往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众多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已经达到高潮。
这些体系在政治金字塔结构内发生了变化,使新的政治领导位置更值得争取,也改变了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家们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绕过当地政治生活,直接晋级政界顶层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19世纪中叶----1865年到1881年----仅有19%的政府高层在国家层面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但从1901年至1953年,三分之一左右的政治精英在国家层面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这一比例约为42%----是美国政治史上之最<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
从1789年到1921年,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在地方或州政府任职过的政治精英比率已经从93%下降到69%。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这个比率下跌到57%。此外,现在这批政治家中只有14%的人----仅为20世纪早期政治家的四分之一----曾经在州立法机构任职。在开国元勋那一代,即从1789年到1801年,81%的高层政治家曾在立法机构任职。高层政治家中,曾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任职的比例也有一定下降<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进入联邦任职前具有州和地方任职经验的人减少了,有立法经验的人也变少了,这与另一显着趋势有关。底层和立法层的民选职位更多,联邦层面的职位非常稀少。近期的政治精英很可能是通过任命获得职位的,而非通过选举获得。曾经,身处高位的政治精英大部分是通过一级一级的政治体系进行选举。直到1901年,超过一半,通常超过三分之二的政治精英在达到最高位置前,全部或大部分职位都是通过选举获得的。但最近,在一个更重视行政的时代,人们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自己选举的一小拨人回过头来任命他们:在1933年至1953年间,只有28%的高层政治家主要以民选方式晋升;9%的人以同样多的民选和任命的方式晋升;62%的人在进入高层前的全部或大多数职位是被任命的;1%的人此前没有过从政经验。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36%的人通过选举进入高层,50%的人通过任命而非选举,14%的人此前没有从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