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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没有取得成功的内战，美国权力体系的变化并未对基本立法构成挑战。即使当权力体系的变化被决定地称之为"革命"，也没有借助巡洋舰的武力，没有借助武力来驱逐选举产生的议会，或者借助警察国家的机制。<a id="ch1ak-back" href="#ch1ak"><sup>[1]</sup></a>国家也没有采用任何决绝的方式来控制大众的思想。美国权力结构的变化通常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秩序相对位置的机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义上，美国权力精英已经经历了四代，现在是第五代。
一
1．在第一代----大致上从革命到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社会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或多或少以一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每个主要机构的顶层，个人精英可以轻易跳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多面手，他们可能充当议员、商人、边疆居民、战士、学者和勘测员。<a id="ch2ak-back" href="#ch2ak"><sup>[2]</sup></a>
直到1824年，国会党团会议（Congressional Caucus）垮台，政治机构似乎非常集中，政治决策拥有重大意义，许多政客被认为是国家政客。"正如我首先想到的，"提及在波士顿的童年生活，亨利·卡伯特·洛奇<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曾说，"社会建立在古老的家族基础上，霍姆斯博士将它们定义为'专制者'，即这些在独立战争时期和美国建国前10年，一直位居高位的家族。他们在社区代表了几代人的教育和立场，他们的祖先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议员，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参加了独立战争，帮助制定州和联邦宪法，在海军或陆军部队服役，有的在美国建国之初担任过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有的是成功的商人、生产商、律师或文人墨客。"<a id="ch3ak-back" href="#ch3ak"><sup>[3]</sup></a>
这些人----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是约翰·杰伊夫人1787年社交名单上的主要人物，当然包括了名声赫赫的政治人物。关于早期的重要事实是，社交生活、经济制度、军事机构和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也在经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家人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事实上，第一个时期的特点是领导人的地位并不完全仰仗他们的政治地位，尽管他们的政治活动十分重要，作为政治家的声望也很高。这种声望似乎只属于国会和内阁成员。精英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管理经验的政客，正如布赖斯子爵提到的，精英具有远见卓识，品格高尚。<a id="ch4ak-back" href="#ch4ak"><sup>[4]</sup></a>
2．在19世纪早期----沿用杰斐逊总统的政治哲学，但是，在适当的时机，也包括汉密尔顿的经济原理----经济、政治和军事秩序与美国极其松散的社会结构联系得并不紧密。经济秩序不断扩大，开始辐射到个人财产所有者，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成立民主共和党取代联邦，都印证了这一点。
在这个社会，"精英"成了许多顶层集团的成员，每个集团都是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毫无疑问，每个集团都有重叠部分，而且十分松散。这个时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在我们看来，杰克逊时期的革命，与其说是经济或政治革命，不如说是身份革命。在杰克逊式民主下的身份大潮中，都市400强不可能真正繁荣，与此同时，政治精英掌握了新的政党体系。没有人集中控制了权力手段，没有小集团主导经济，更不必说政治事务。经济秩序超过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在经济秩序内，很大一部分经济人士共同决定了经济秩序。因为这个时期----大致上是从杰斐逊到林肯----精英至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当然，这一时期结束后，南北决裂。
官方评论家喜欢拿美国的权力体系与集权主义国家组织严密的集团进行对比。然而，如果比较20世纪中期的苏联和19世纪中期的美国，则更容易证实这些评论，这是托克维尔口中美国评论家经常做的事。但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人，在过去的100年里，美国精英不再是评论家描述的伪爱国者。现在，"松散的集团"领导着颇具规模和拥有权力的机构，尤其是自"一战"以来，松散的集团已经十分紧密。我们超越了浪漫的多元主义时期。
3．从1866年国会选举开始，企业经济权力的优越性正式显现，1886年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宣布了对企业加以保护的第14修正案，优越性得到了巩固。那段时期见证了主动权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手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这是一个经济精英冲击政府的时代，是一个单纯腐败的时代，是一个参议员和法官能被买通的时代。很久以前，麦金莱和摩根的时代，远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复杂，现在，许多人都认为那是美国统治阶级的黄金时期。<a id="ch5ak-back" href="#ch5ak"><sup>[5]</sup></a>
同"二战"时一样，这段时期的军事秩序不如政治秩序，反过来，政治秩序不如经济秩序。因此，军事力量不再是美国历史的主要推动力。美国政治制度从未形成一个集中的拥有自治权的区域，在缓慢应对企业经济的公众效应下，政治制度得到了扩大和集中化。
在内战后的时期，经济充满活力；"信任"----政策和事件充分证明了----可以使用较弱的政府机构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州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权受到了决定性的限制，事实上，这意味着它们自己受控于更大的经济利益。它们的权力是分散而无组织的；工业和金融企业的权力集中且相互关联。摩根一个人的利益涉及112个企业里的341个董事职位，总资产超过220亿美元----是新英格兰地区所有不动产和个人资产的三倍。<a id="ch6ak-back" href="#ch6ak"><sup>[6]</sup></a>由于收入高于许多其他州，雇员也更多，企业控制了各个党派，买通了司法人员，使国会议员保持"中立"。由于个人的经济权力超越了公共政治权力，所以经济精英超越了政治精英。
然而，甚至在1896年至1919年，重大事件都以政治形式呈现，预示着在1920年代局部流行的权力将在新政时期盛行。或许在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局都没有进步时代那幺透明，进步时期是总统塑造者和丑闻揭发者的时代。
4．新政并未扭转第三时期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领域和企业界，新政的确创建了权力角逐中心，对企业领导者的权力造成威胁。随着新政董事会获得了政治权力，经济精英在冲击政府以获得特权的同时，在第三时期反对政府扩张，最后试图加入政府高层。经济精英达到目的后，发现他们又面临着其他利益和相关人士，因为决策位置已拥挤不堪。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在合适的时机控制并利用新政制度，他们曾对新政制度的创立予以强烈谴责。但是在1930年代，政治秩序仍然以有产阶级的小农场主和商人为主，尽管他们的实力被削弱了，失去了在进步时代获得真正优势的最后机会。大小财团之间的争斗卷土重来，然而，如我们所见，在新政时期的政界，这些争斗加码升级，有组织的劳工和无组织的失业人群也展开了斗争。新生力量在政治庇护下茁壮成长，然而，在美国历史上，社会立法和底层疾苦首次成为了改革运动的重要特征。
在整个1930年代，新实施的农场议案和新组成的工会----以及大企业----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造就了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戏剧性。而且，这些农场、工人和商业团体多多少少包含在不断扩大的政府结构框架内，政治董事以标准的政治方式制定决策。这些团体在相互施压的同时，向政府和政党系统施压，完善政府和政党系统。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中任何人长期从单方面把政府作为他们的工具。这就是为什幺整个三十年代是属于政治的十年：商业力量未被取代，但是受到了挑战，得到了补充：成为权力结构内一大重要力量，权力结构主要由政客而非从经济或军事领域改行的从政者操控。
罗斯福统治的早期和中期最主要的特征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竭力寻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就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些年，新政作为权力体系，实质上是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平衡。政治高层调停了众多冲突，重点满足这个需求，暂缓其他需求，政治高层不是任何单方的公仆，所以要按照现行政策平衡一切，形成了从一个小危机到另一个小危机的持续政策路线。政策是平衡顶层的政治举措的产物。当然，罗斯福实施的均衡法案没有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衰落。根据罗斯福的说法，他平衡了政治缺陷，在政治上冷落"经济保皇党"。
为了维持平衡、实施补贴而颁布的"福利制度"有别于"放任"政策，"如果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放任制度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领导人声称制裁不偏袒任何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领导下，这个制度可以说是中立的，是因为它惠及所有人。"<a id="ch7ak-back" href="#ch7ak"><sup>[7]</sup></a>公司决策层的新制度，有别于以往的福利制度。事实上，罗斯福当政的最后几年----从美国公开参战到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只从政治权力的巧妙平衡来加以解读。
二
有人说，我们研究历史是为避免重蹈覆辙，权力精英的历史清楚地印证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总的来说，同美国的生活节奏一样，自"二战"之始，权力结构<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的长期趋势大大加速，主要机构内和各机构之间的新趋势决定了权力精英的特点，从历史角度赋予了权力精英第五时期的特定含义：
1．现在，就权力精英在政治秩序中的结构线索而言，政治作为多个决策的真正和公开辩论----与国内各个负责任的和政策连贯的政党、与中下权力阶层相联系的自治组织和与决策层之间的辩论----有所下降。现在，美国在更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政治民主，而非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形式上的政治机制也是软弱的。
商业和政府的长期趋势变得越来越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入，在第五时期，长期趋势的确定性已经到达了新高度。商界和政界不能被明确地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国家行政机构而言，和解已经取得了最具决定性的进展。行政部门监管复杂的经济，政府行政部门得到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作为自治体制的壮大，同时意味着企业人士作为政治名人的崛起。
在新政期间，企业领袖加入了政治局，自"二战"以来，他们已经开始在政治局占据主导位置。企业领袖长期与政府紧密相连，现在，由他们完全主导战时和战后经济。企业行政官变身为政治官员，这加速了长期以来国会里的职业政客下降到权力中层的趋势。
2．如果说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存在于扩大了的军事状况，那幺军事地位的崛起使这条线索变得更加明显。军事领袖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关系，美国的军队结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结构。表面上一直持续的军事威胁要求重视军队，重视控制人力、物力、资金和权力；事实上，现在，所有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衡量依据是军队对现实情况的界定：高层军官已经在第五时期的权力精英内部获得了稳固高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至少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自1939年以来就非常重要：精英的注意力已经从国内问题----1930年代的大萧条----转移到国际问题，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战争。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应对和受影响于国内冲突和平衡问题，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美国政府都没有适合处理国际问题的机构，也没有那个惯例。在1941年之前长达150年的国家发展历程中，已经出现了形式上的民主机制，但是并未发展成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权力精英就是在这种民主真空中发展起来的。
3．如果说经济秩序是了解权力精英的结构性线索，这个线索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曾经是持久的战时经济和私营企业经济。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军事资本主义，大企业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军队和企业利益----军官和企业富豪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上。总之，在精英中，军队和企业高层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强化了他们的实力，并进一步强化了政客的从属地位。与军队高官同席规划战事组织的是企业行政官，而非政客。
只有当这三种结构性趋势同时显现时，当今权力精英的状况和意义才能被理解：私营企业的军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一个被削弱了的形式上的民主体系，该体系包含观点和行为已经政治化的军事秩序。因此，在这一结构的顶层是控制了主要生产方式和控制了更具多样性的暴力手段的人，他们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塑造了权力精英。那些利益来源于职业政客地位下降，企业主管和职业军官上升到政治指挥的位置，来源于缺乏有能力、有诚信、不受既得利益影响的公务员。
权力精英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士，但这些组织起来的精英常常有些紧张：他们仅仅在巧合的时间点和"危机"时刻才会组织在一起。19世纪漫长的和平年代，军官在州议会和政治局没有获得高位，经济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冲击政府，但并未加入政治局。在1930年代，政客地位上升。现在，军官和企业家占据了高位。
在构成当今权力精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圈中，只有军界从权力的强化中受益最大，尽管企业圈在更加公开的决策圈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职业政客的损失最大。因此，在调查事情和决策时，往往会涉及企业富豪和军队高官在利益一致时共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