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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几个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建立多个类型的社会的小模型或示意图。众所周知，"公众舆论问题"由传统中产阶级的市民地位下降造成，所以，我们在这里只关注两种类型：公众和大众。
就像我们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一样，在公众中（1）表达意见的人和听取意见的人几乎一样多。（2）公众交流十分有组织，有机会对公众场合表达的任何意见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由这样的讨论得来的民意（3）很快会付诸行动，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违背现行权力体系也在所不惜。并且（4）权威机构没有渗透到公众中，因此公众或多或少是自主的。在这些条件下，才有一个公众社会的运行模型，该模型符合经典民主理论的几个假设。
在另一个极端，在大众中，（1）比起发表意见，听取意见的人更多；因为公众成了一个抽象的集合，人们只知道从大众传媒接受信息。（2）流行的沟通方式组织严密，个人很难或不可能及时有效地对意见给予反馈。（3）民意的实践被组织和控制行动渠道的当局所控制。（4）对于当局来说，大众没有自治权，相反，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内部，以减少在讨论中形成任何民意上的自主的可能性。
通过公众和大众各自的主要沟通方式，可以轻易将它们区分出来：在公众群体中，最主要的沟通方式是讨论，如果存在大众媒体，它们的作用也只是不断扩大和活跃讨论，将一个初级的公众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讨论连接起来。在大众社会里，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正规的媒体，大众沦为媒体的市场：一切皆为大众传媒的素材。
三
几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公众这个概念，我们都会认为已经在向大众社会迈进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这条道路的末端，是纳粹德国或共产主义苏联实行的极权主义。但我们还没有走到这条路的终点。在今天的美国，媒体市场没有完全控制公众。但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到，比起公众社会，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更具大众社会的特点。
现在的情况可以用经济市场和公众舆论在历史上的平行关系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从广泛分散的小权力到权力集中化的转变，从权力中心向垄断控制的转变，权力中心半遮半掩，是操作和权威的中心。
为邻里服务的小商店被不具名的国企所取代，大众广告取代了商人与顾客之间私人交流的影响力。政治领导人利用全国性的广播网络，带有适度个人情感地向从未谋面且永远不会再见面的百万人发表演讲。所有专业和行业都涉及"舆论业"，被雇来不带个人情感地操控公众。
在主要的公众群体中，利益和推理方式不同的人之间的意见交锋仍在继续。但在传媒市场的大众社会，如果存在不同意见的话，就是掌握大众媒体的操纵者与他们的宣传对象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大众传媒宣传内容的纯粹反应，而不是响应，诞生了舆论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这个观点认为，大众只是个体的集合，被动地暴露在大众媒体之下，无助地接受来自这些媒介的建议和操控。实际上，以前众人可以在自由、平衡的市场中发表一己之见，现在控制中心的操纵使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
在官方的圈子里，正如沃尔特·李普曼<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30年前所说，"公众"这个术语本身已经有名无实，这戏剧性地揭示了它的消逝。从决策精英的角度来看，那些公开叫嚣的人可认定为"劳工"，其他的是"商人"，另外就是"农场主"了。那些无法轻易识别的人组成了"公众"。在这一区分方法中，公众由那些在有明确党派利益的世界中，不被识别的非党派人士组成；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尤其是大学教授组成；由非工会的雇员组成，尤其是白领人士、自主创业的专家和小企业家。
与这一经典概念有微弱相似之处的概念是，公众由残存的新旧中产阶级组成，他们的利益没有被明确界定、组织起来或是相互冲突。经过奇特的适应后，"公众"往往被定义为"中立的专家"，尽管他们见多识广，却从未对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引发的争议事件做出明确表态，这些都是董事会、委员会的"公众"成员。因此公众往往代表政策的模糊性（称为思想开明），不参与公共事务（即理性），和职业公正（称为宽容）。一些公众中的正式成员，年轻时在劳动管理调解领域打拼，他们见多识广，但从不采取强硬的立场，因此开辟了一番事业；许多其他非正式成员把这样的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榜样。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行为如同公正不阿的法官，但他们却没有法官的权力；因此他们的理性、宽容和开明在事务决策中经常不受重视。
四
促使政治家和平衡社会走向衰落的趋势，对公众向大众的转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结构性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公众真正手段的志愿团体的衰落。志愿团体一方面在国家和经济体中活动，另一方面在基础组织中的家庭和个人之间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部门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机构中的优势削弱了志愿团体的效用。这说明权力机构不仅规模更大、更加集中，不贴近群众，同时也变得不那幺政治化，而更具行政性。正是由于这一巨大的体制变化，有组织的公众开始走下坡路。
在规模上，公众向大众的转变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数量上有明确限制的政治公众（财产、教育和性别、年龄上的限制）转向数量急剧增多的大众，大众只有年龄和公民身份限制。
在组织上，主要的、有组织的权力单位从个人及其家庭转向了志愿团体和大众政党，为公众向大众转变提供支撑。
志愿团体规模日益扩大，开始变得卓有成效，但在这一程度上，对于通过讨论来决定所属组织的政策的个人，已经无法融入志愿团体。
同成立较早的机构一样，这些志愿团体已经失去了对个人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政治角斗场，这些志愿团体的规模也日益壮大；随着个人权力愈加依赖于志愿团体，这些组织就越难受到个体的影响<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
大众民主是指有权势、规模宏大的利益集团和组织之间的斗争。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既不偏向由国家、企业和军队制定重大决策，也不偏向通过公众成员中单个公民的意志来制定决策，它们介于这两者之间。这些中层组织是公民参与决策的主要途径，所以这些组织对公民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组织，公民才能行使可能拥有的权力。
大众团体的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只要一个人成为一个重大组织的领导者，他很快会沦为该组织的棋子。他这样做，（1）是为了维护他在该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或者实现对组织的控制，并且他这样做（2）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大众社会的代表，无论是否听命于他所代表的大众社会，他都认为自己是由和他一样的人组成的精英中的一员。这些事实反过来导致了（3）精英间讨论和解决事情的方式与各大众团体有巨大差别，因为决策必须考虑到其他重要的精英，但也要得到大众成员的认可。
发言人和听众之间、权力与公众之间的差距更容易导致发言人定律而非寡头统治的铁律：随着压力集团的扩张，领导者把他们所代表的意见组织起来。所以，如我们所见，选举成了两个庞大、不灵活的政党之间的比赛----选民不能真正地感受到他对任何一党有影响，两党中也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心理上赢得人心，或政治上赢得决定性的多数。在这一切中，两大政党的大致形式与其他大众组织一样。<a id="ch2al-back" href="#ch2al"><sup>[2]</sup></a>
当我们说大众没有政治归属感时，我们心中想的是一个政治事实，而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我们想到的是（1）归属感（2）特定组织。
1．这里所说的归属感是基于对一个组织的宗旨和领导者的信念，这一信念让人们把组织当作自己的家。这样的归属感使人情交往成为一个人本我的精神中心，让我们从容自在地考虑良心的行为准则和目的，我们决定了行为准则和目的，它们也反过来决定我们，我们对任何政治组织都没有这种归属感。
2．我们所说的组织正是一个志愿团体，它有三个决定性的特征：第一，它是合理意见得以形成的环境；其次，它是一个进行合理活动的机构；第三，与其他权力组织相比，它是一个能有所作为的权力单位。
人们常常对于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忠诚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没能立刻发现组织具有的精神意义和历史效力。现在，有效的权力单位是大企业、高不可攀的政府和严峻的军事机构。一方面在这些权力单位之间，另一方面在家庭和小社区之间，我们没有发现让人觉得有安全感和强大感的中间组织，很少有鲜活的政治斗争，更多的是来自上层的管理和下层的政治真空。现在，主要的公众群体要幺小到被埋没，只能选择放弃；要幺大到只是不重要的权力结构的另一个特征，因而难以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