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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也许会有人继续捍卫美国精英和上层阶级和其取得成功的体制。这在既不是聘请公关也不是雇用文人的作家中不再流行了，虽然聘请公关和雇用文人会及时抓住任何一个这样的小趋势或机会。此外，托管的概念仍广受认可，尤其是在企业界的主管中，每一周的民意调查和排行榜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世界上美国经济是最好的。然而，这一个毫不隐讳的辩护不能满足那些渴望经典保守主义的人；为了让这一辩护派得上用场，必须证明精英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他们不是传统的支柱。相反，资本主义精英必须始终由打破传统、通过个人成就爬到社会顶层的白手起家的人组成。
二
如果根植于着名精英群体中的经典保守主义不能存在于当下的美国，这并不意味着渴望保守主义的学者没有其他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渴望。他们需要贵族阶层，他们往往堂而皇之地模糊贵族的概念。在对该概念的概括中，他们强调道德而非稳固的社会地位和特权。以"真正的民主"或"自由保守主义"为名，他们拓宽了贵族的意义----天赋，贵族与现有的社会秩序、阶层或权力等级无关；贵族是一群道德水准高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公认的阶层。这样的观念现在很流行，因为他们满足了保守派的情感需求，而不需要拥护目前的"贵族"阶层。加塞特和彼得·菲尔埃克<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菲尔埃克曾经写过，重要的不是"贵族阶层"，而是"贵族精神"----端庄得体和位高责重的精神，可供各个阶级的人学习。<a id="ch6am-back" href="#ch6am"><sup>[6]</sup></a>有些人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这一观点，几乎是在暗中，不直接说出来，而且是在谈论"大众"而非精英时把它当作潜在的假设。但那是非常危险的，这违背了需要公民不断奉承的自由主义言辞。
概括贵族精神，剥夺其社会内涵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提供普遍接受的判断、谁是或谁不是精英的标准。一个自我认可的精英不是社会支柱。此外，这样的概括与现有的权力事实无关，因此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但是为现状下节节攀升的人的公开辩护和为想象中贵族精神的辩护，事实上结果不是固定在传统和等级中的精英，而是一个动态和不断变化的精英在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持续挣扎向顶层攀升。根本不存在社会认可的传统精英，更别说政治认可的传统精英了。也没有传统可以围绕这一精英进行异想天开地阐述。此外，无论传统是什幺，它都不能被人凭空创造出来；只有当它存在时，人们才能维护它。当下，没有不被打破的传统这一魔法或可以使现代社会稳定地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因此，伟大不能与单纯持续的时间相混淆，价值观的角逐也不能与耐力竞赛相混淆。
三
但保守主义氛围浓厚，几乎和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言论一样强大，并且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双方。一方拒绝承认和面对高层现状，另一方拒绝想象一个更站得住脚的高层。一方干脆否认任何精英甚至任何上层阶级的存在，或至少坚信即使精英存在，他们并不真的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坚持这一看法，那幺就可以沉迷于保守主义氛围中，而不必与现实中的精英或任何虚构的贵族交往。
当他们书写上层阶级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保守人士常常把他们一厢情愿的概念与现实混为一谈。他们要幺把精英遣送回过去，要幺将现代精英的要素多样化。在19世纪，展望未来的自由主义者把精英划归为过去的产物；在20世纪，在持续的现代重压下，他们认为精英的多元化使其达到了没有权力和影响的地步<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就权力而言，没有人说了算；让我们回到代议制政府官方和正式的概念上。就财富和高收入而言，这也并不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确实影响到了社会的大氛围。而且在现代的美国，每个人都很富有。这一谈不上严肃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保守主义氛围的神经中枢。
也许就保守主义氛围的起因和影响因素来说，没有什幺比美国自由主义流行的说辞、知识分子和政治崩溃更为重要的了。显而易见，1930年代"大行其道"的自由主义失去了它在战后时期政治上的主动权。在这个时代的经济繁荣和军事恐怖的背景下，身处权力中层的一小群政治元老利用美国国内新的恐慌情绪，掏空了国内政治的理性部分，大大地降低了公共辨别力。他们攻击新政，试图改写这些部门的历史，并质疑那些参与者的传记。这些政治元老所做的这一切清楚地揭示了，他们对不满社会地位现状的新兴阶层的吸引力，新兴阶层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取得了可观财富，但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的特权和权力<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
比起经济水平低的人群，右翼更能吸引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他们通过攻击体制特权的代表、人员和机构达到这一目的。<a id="ch7am-back" href="#ch7am"><sup>[7]</sup></a>在起初的努力下，他们几乎成功摧毁了传统上层阶级的一个内部堡垒----外交部，在一个运动高潮中，领导成员训斥了一名将军，使全国公众见证了陆军参谋长在与籍籍无名的虚无主义者的公开争吵中被羞辱。同时，这位陆军参谋长也来自一个传统的财团家族。
他们引起了对国家忠诚的一个新概念的广泛关注，即对单独的团体的忠诚，这些团体把自己置于凌驾于确立的国家合法性之上的位置，并鼓励其人员同样效忠于团体。他们明确指出了秘密警察和秘密调查在政府的中心位置已经达到了一种程度----观察家会切合实际地谈到，影子内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建立在权力的新手段之上，包括电话窃听、私家侦探、勒索和威胁。他们添油加醋地指出一代人在持续不断、越来越多的大众娱乐消遣方式简单化的影响下，人群的辨别力下降了。他们让上层社会和中产阶层的精英的道德败坏和盲目愚昧进入公众的视野。他们揭示了一个腐朽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在政治暴徒随时可能爆发的无情的暴怒下无力捍卫自己。
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坐在其战后听审中，自由主义者不时会意识到他们曾多幺接近盲目的边缘。确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体系遭到了袭击，但由于在美国地位体系不受过去的束缚，并且曾经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们也看不见未来这一体系的发展，所以他们非常害怕恶意攻击，他们的政治生活也缩小到防守的焦虑边缘。
战后自由主义已经出现了缺乏组织的情况：战前掌权的自由主义使独立的自由主义团体渐趋衰落、基层大伤元气、过去的领导者依赖联邦中心，没能举国栽培新领袖。新政没有留下任何能够继续开展自由主义项目的自由主义组织；新政没能促成一个焕然一新的政党，而是一个旧体制下的松散联盟，就自由主义思想来说很快就分崩离析了。此外，新政榨干了自由主义的思想遗产----通过把思想遗产写进法律使其变得平淡无奇；新政把自由主义变成了一套进行防御的行政常规，而不是作战程序。<a id="ch8am-back" href="#ch8am"><sup>[8]</sup></a>
战后自由主义者在道德恐慌下不曾维护过任何左翼，甚至任何激进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的防守姿态首先使他们大肆颂扬"公民自由"，相比之下，苏联缺少这一自由。事实上，许多人一直忙于赞美公民自由而导致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捍卫这一自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一直忙于捍卫公民自由，他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使用这一自由。在1940年代末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曾说过，"过去，自由是你使用的东西......（它）现在已经成了你保存的东西----像其他财产一样被收好保护起来的东西，像存放在银行的房契或债券一样。"<a id="ch9am-back" href="#ch9am"><sup>[9]</sup></a>
比起捍卫公民自由，颂扬这一自由更安全；比起以有政治影响的方式行使公民自由，把这一自由看作正式权利进行捍卫更安全。即使是那些最乐意颠覆这一自由的人，通常也会借由公民自由的名义实行颠覆。比起现在拥有自己的意愿并且是强势的意愿，捍卫多年来使用的权利仍然更轻而易举。捍卫公民自由甚至十多年前捍卫这一自由的实践成为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和曾经左翼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将知识分子的思考从政治反思和需求上转移开来的保险方式。
同时，战后自由主义者的防守姿态将他们卷入了精英和平民对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不安的焦虑中心。这些不安感的根源，不仅是国际局势紧张和除了另一场战争外没有其他选项的可怕、无助的感觉。还有一个许多美国人都很关心的、特殊的烦恼。在以民族为基础的全面的文化影响力竞争中，现代美国与其他国家联系紧密，特别是苏联。在这一竞争中，争论点是美国的音乐、文学、艺术和比通常给出的字面意义更深刻的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远远超过美国文化的魅力。美国在海外拥有的是权力，在国内或国外都没有的是文化影响力。这一事实使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启了全新的美国颂歌，<a id="ch10am-back" href="#ch10am"><sup>[10]</sup></a>这不仅取决于他们认识到在民族主义上需要捍卫自己，对抗过于关注琐事的右翼，而且也取决于维护美国文化在海外影响力的迫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