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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腐败既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也不能只理解为根基稳固的机构中的人员贪腐问题。政治腐败只是宏观腐败概念下的一个方面；普遍存在的道德敏感不仅仅是人员腐败的问题。<a id="ch1an-back" href="#ch1an"><sup>[1]</sup></a>高层腐败是美国精英呈现出的一个系统性特征，对它的接受是大众社会的重要特征。
当然，实力雄厚的机构中可能真的存在腐败情况，但是，当机构存在腐败，许多在机构中工作和生活的人必然也存在腐败。在企业时代，经济关系是客观的——行政官的个人责任感降低。在企业圈中，商业、发动战争和政治事务中，个人良知是匮乏的——高层腐败已成惯例。它不仅仅是企业、军队和国家中管理腐败的问题，也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企业富豪与美国政治紧密交织的一个特征。从这一点来看，例如，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募集竞选资金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是无良无德之人，而在于如果这些步步高升的年轻政客是高风亮节之士，他们是否能够在美国政界取得现在的成就。“白领犯罪”、公众道德下滑、代价高昂的罪恶行径和个人诚信下降等许多问题都是结构性道德败坏的问题，而不是许多人模糊地认为的是恶劣环境下性格扭曲的小角色的问题。高层腐败的新闻一出，人们就会说：“好了，今天又有一个人被捕了。”暗示着这不是一件偶发的新鲜事，而是象征着一个普遍情况。有可靠证据证明人们是对的。但是，所有象征性案例的根本原因是什幺？
一
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不安，导致关于正直的旧价值观和准则既不再受用于企业时代的男男女女，也没有被新的价值观和准则所取代，后者或许可以将道德内涵和惩罚引进现在人们必须遵循的企业常规中。不是大众已经明确反对已经形成的准则；只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准则已经变得空洞无力。现在没有大家认同的道德条款，但是也没有任何反对的道德条款。作为个人，公众的道德防线脆弱不堪，作为群体，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这是普遍缺乏责任感的表现，也正是言及“公众”道德意识模糊时的内涵所在。
但是，毫无疑问，不仅“公众”在这方面道德观念模糊。“华盛顿官员的悲剧，”詹姆斯·赖斯顿<a id="ch1-back" href="#ch1"><sup>(1)</sup></a>曾评论称，“是常常对以前的政治习惯和过时的机构遗留下的问题感到烦恼，这些机构得以建立的传统信仰基础已不再能让它生机勃勃。它与不好的事情缠绕在一起，失去了永恒。它承认信仰，却不再相信信仰。它还记得古老的歌词，但已忘了旋律。它加入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却无法阐释自己的意识形态。它谴责无神论敌人的物质主义，却赞美自己的物质主义。”<a id="ch2an-back" href="#ch2an"><sup>[2]</sup></a>
在经济和政治机构中，企业富豪现在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所凌驾的对象从未给予他们道德认同。在过去的两代中，兴起了企业、农业集团、工会和政府代理机构，它们所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未受认可的新权力都打上了口号，披上了富含道德的外衣。那幺，什幺不是以公众利益的名义达成的？因为那些口号已经过时，所以又精心制作出新的口号，到了一定的时机新的口号又会再次变得平庸。反复发生的经济和军事危机始终在散布恐惧、疑虑和焦虑，造成新的紧急情况，需要迅速寻找道德合理性和冠冕堂皇的理由。
“危机”属于破产术语，是由许多身居高位的人为了掩饰他们非同寻常的政策和行为而引发的；事实上，缺乏危机正是高层腐败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真正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广大群众会面临真正的选择，就道德的含义进行公开辩论。高层腐败是对已有价值观的削弱，不负责任的组织没有涉及到任何公共危机中；相反，它们越来越置身事外，默默地空洞化。
高层的主流形象就是精英作为名流的形象。在讨论职业名流时，我曾提到机构化的权力精英并没有垄断国家赞誉的焦点，而是与世界名流中无所事事或风情万种的人一起共享，使人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真正的权力。媒体的关注和赞美程度一直以来主要取决于职业名流，而不是权力精英。所有精英的社会能见度被身份的吸引力削弱，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娱乐、消遣甚至恶作剧的名流，公众才能关注到他们。
没有任何坚定信仰的道德秩序，使大众愈发沦为名流圈操控和迷惑的对象。在适当的时机，牵制大众的吸引力、准则和价值观的调整会导致猜疑和愤世嫉俗，形成一种唯利是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精英能间接享受企业富豪的特权、名流的夜生活和巨富们喜忧参半的生活。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种古老的美国价值没有出现明显下滑：金钱的价值以及金钱能够买到的事物的价值——即使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这些价值都像不锈钢一样恒久不变。“我富有过，也贫穷过，”苏菲·塔克<a id="ch2-back" href="#ch2"><sup>(2)</sup></a>说过，“相信我，富有是最好的。”<a id="ch3an-back" href="#ch3an"><sup>[3]</sup></a>随着许多其他的价值都在缩水，美国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有什幺是用智慧赚来的金钱所不能买到的吗？”而是，“有多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比钱能买到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加让人渴求？”
无论何时，富有的生活标准都在盛行，无论富人是以何种方式获得的财富，最终都会受到尊重。一百万美元包含了众多罪恶。不只是人们需要金钱，人们的生活标准也需要钱。在财富创造者没有强烈的名誉竞争的社会，“实用”一词表示对个人利益有帮助，“常识”是指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意识。对富有生活的追求是最高价值，其他价值的影响力都随之下降，于是，人们很容易变得无情无德，追求不义之财、追求迅速功成名就。
大量的美国腐败——尽管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仅仅是因为以前为了致富和更加富有而导致的。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旧的驱动力和运作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曾经经济和政治机构是小而分散的——就像缩小版的古典经济和杰斐逊式的民主模式——没有人有权力给予或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当政治机构和经济机遇集中联系在一起时，那幺就可以利用公共机构谋取私利。
政府机构并不比商业公司包含更多的腐败行为。只有当经济人士愿意接受时，政治人士才可以给予经济利益（财政支持）。只有当政治机构能够给予政治利益时，经济人士才能谋求到政治利益。诚然，媒体的聚光灯更多是在捕捉公务员的交易行为，因为媒体有理由这样做。公众对公务员的期望越高，就越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商人理应为自己谋福利，如果他们安全滑过法律的薄冰，美国人通常会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成功了。但是，在像美国一样如此推崇商业的文明社会里，商业规则渗透到了政府中——尤其是当大量的商人加入政坛时。有多少行政官会真的致力于颁布一项法律，要求专业会计仔细核对所有行政合同和“开支账目”？高昂的所得税率导致大型企业和高层员工勾结。有许多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躲避税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富人的消费标准由复杂的开支账目决定，而不是由税后纯收入决定。例如禁酒令、所得税和战时规章的颁布都没有得到公司惯例的支持。欺骗他们是不合法的，但是可以巧妙地避开法律。没有道德传统支持的法律会招致犯罪，但更重要的是，这会使急功近利的行为激增，使道德良知锐减。
一个中层和高层广泛流行欺诈网络的社会不会培育心怀道德感的人，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社会不会培育出充满良知的人。一个把“成功”的含义仅仅局限于巨额财富、并谴责失败为罪恶之首、把金钱的地位提升到绝对价值的社会，只会催生出欺诈的操纵者和黑幕交易。在这样一个社会，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人会受到庇佑，只有他们具备成功的必备要素。
二
在企业界、政治高层以及日益崛起的军队中，统治集团和权力机器的首脑不仅是人们眼中的成功者，也是掌握成功特权的人。他们向个人解释成功的标准，并运用这些标准衡量个人。那些职位仅次于他们的人通常是他们小圈子里或客户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心智健全。但等级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每个小圈子里都有人忠诚于其他集团。有个人的忠诚以及官方的忠诚，以及主观和客观的晋升标准。当我们追溯各种高层圈子中每个成员的职业生涯，我们也是在追溯他的忠诚历史，因为从他们身处高层的成功条件看来，高层圈子最首要、最重要的事实是建立在毛遂自荐的基础上的。关于这些成功的统治集团的第二个事实是，它们没有一个单一的结构，它们是一群复杂的、通常相互联系又相互敌对的集团。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第三个事实是，在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里，成功的年轻人会试图与那些能够使其成功的人扯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