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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研究一个当代社会时，我认为有一条规则一般不会错：在说明该社会在当代的特征时，首先看其在当代的功能。这就意味着要定位它们，视之为当代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当代环境的其他特性所引发的一部分。即便只是为了对它们做出定义，做出清晰的限定，使其组成要素更加具体，最好也首先从一个多少有些狭隘的跨度开始，当然，这个跨度仍是历史跨度。
第一，我认为，有一点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往往只是为了走出历史。我的意思是，常常被当作历史说明的东西，其实更应该被视为属于有关被说明的东西的陈述。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通常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研究的是什么，根据它历经的阶段不同，答案也会变化。接下来，针对其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尝试找出这个答案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是如何以及为何转到了下一个阶段。
有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可能以卡伦·霍妮为代表，在探讨个体成年后的问题时，似乎也使用了类似的一系列步骤。他们只是在论尽了个体性格在当下的所有特性和环境后，才去回溯遗传和人生经历方面的原因。当然，有关整个事情的经典讨论，还是发生在人类学里的功能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我猜想，之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是所谓“历史说明”往往会变成保守立场的意识形态：诸项制度历时弥久，演化至今，因此不能草率待之。另一个原因在于，历史意识也往往会变成某种激进意识形态的根源：逐项制度说到底皆属过眼烟云，因此这些特定的制度对于人来说都既非永恒不易，也不是“顺乎自然”，它们都会发生变迁。而这两方面的观点都往往依赖于一种历史决定论，甚或是容易导致消极无为姿态的历史必然性，这样来理解历史如何演变至今、如何成型若此，实属误解。我一直致力于获取这样的历史感，不想让它归于无声，但我也不想以保守或激进的立场来运用历史命运的观念，借此支撑我的说明路数。我不赞成将“命运”视为某种普遍的历史范畴，稍后我将予以说明。
今日社会科学里，有一种“历史的运用”相当常见。事实上，这种运用与其说是货真价实，莫若说是仪式文章。我指的是那种单调乏味的零碎贴补，即所谓“历史背景的勾勒”，这种勾勒往往会被作为有关当代社会的研究的序言，或者是一个专门的步骤，即所谓“给出历史角度的说明”。这样的说明依赖于某一单个社会的过去，很少能够达到充分。有关上述种种，应当说明如下三点：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甚至更具争议。即便如此，它依然非常重要：我认为，就理解它们是否需要直接诉诸“历史因素”而言，各个时期和各个社会都不尽一致。一个给定社会在某个给定时期的历史性质或许在于，对于理解它而言，“历史过去”只具有间接相关性。
三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变动缓慢，贫困、守旧、疾病、愚昧历数百年而恶性循环，积重难返，要理解这样的社会，就要求我们研究其历史根源，考察其深陷于自身历史而不能自拔的历史机制，这是显而易见的。要说明这样的循环，说明其各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就要求我们进行非常深入的历史分析。要说明的首先就是整个循环的机制。
当然，在尝试“整体观之”的过程中，蕴含着许多学术上的危险。一方面，一个人眼中的整体，到了另一个人眼里可能只是局部，有时候，因为缺乏统揽全局的眼光，这样的尝试会被巨细靡遗的描述的需要所吞噬。尝试当然也可能存有偏见，但我认为，最大的偏见莫过于只挑选那些可以精确观察的细节，却完全不考虑有关任何整体的观念，因为这样的挑选必然是任意武断的。即使是在具备历史取向的研究中，我们也很容易将“描述”与“预测”混为一谈。话说回来，这两者也并不能分得一清二楚，它们也算不上是探讨趋势的唯二路径。我们要考察趋势，可以尝试解答“我们将去往何方？”这一问题，这正是社会科学家常常试图做的事情。但我们这么做，是要努力研究历史，而不是退隐其间；是要关注当代趋势，但不能“只做新闻记者”；是要评估这些趋势的未来，但不能凭空预言。这一切都殊非易事。我们必须牢记，自己正在处理历史材料，它们的确会迅速变化，但也会有反向趋势存在。一面是摇摆不定的当下的即时性，一面是要梳理出特定趋势对于整个时期意味着什么所需要的普遍性，我们始终必须平衡这两方面。不过，社会科学家毕竟正在努力将几股主要趋势合而观之，并且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待它们，而不是将其看成散落在一堆情境中的偶发事件，累积起来毫无新意，事实上，也根本没有累积。出于这样的宗旨，对于趋势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时代，并要求我们充分而灵活地利用历史材料。
但是在美国，或西北欧诸国，或澳大利亚，就其现状而论，并未陷入任何历史死循环。像在伊本·赫勒敦<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笔下的荒弃世界中的那种循环，并没有攫取过它们。在我看来，从这些角度理解它们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事实上，往往还成了跨越历史的无稽之谈。
要理解社会科学家对于“趋势”通常该有的关注，就该看他们对于“现时代”的形貌和动力、对于其危机的性质的那种警觉。我们研究趋势，试图洞察事件的表面，并加以有序的领会。在这类研究中，我们往往试图聚焦于每一股只比其现状稍稍超前一点点的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同时观察全部趋势，视之为组成时代总体结构的变动中的各个部分。当然，相较于殚精竭虑、整体观之，一次只承认一股趋势，任其散乱自处，仿佛实情如此，这种方法在学术上要容易一些。有些人只写些四平八稳的小文章，首先谈这股趋势，然后说那股趋势，对于这些纸上谈兵的经验主义者来说，任何“整体观之”的尝试都往往显得属于“极端主义者的夸大其词”。
简言之，历史的相关性本身就受制于历史特定性原则。诚然，“世间万物”可以说总归“源于过去”，但“源于过去”这个短语究竟为何意，却是争议不休。有时候，世上也会涌现出全新的事物，也就是说，“历史”有时“重演”，有时并不“重演”；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历史所属的时期。<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
社会科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中，有许多涉及从封建时代的乡村共同体到现时代的都市社会的历史过渡：梅因的“身份”和“契约”，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韦伯的“地位”和“阶级”，圣西门的“三阶段”，斯宾塞的“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帕累托的“精英循环”，库利的“首属群体”和“次属群体”，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俗文化”与“城市文化”，贝克尔的“神圣的”与“世俗的”，拉斯韦尔的“协商社会”与“警备国家”，如此等等。这些概念无论在多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都是扎根于历史的观念。即使有些人自认为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从事研究，一般也都会因为运用了这类术语，暴露出有关历史趋势的某种观念，甚至是一种时代感。
这项社会学原则或许适用于当代美国，我们的社会或许正处在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相比于其他许多社会和时期，历史说明的相关性要更弱一些。我相信，上述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科学的几项重要特点：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科学家只关注当代西方社会，甚或更为狭隘，只关注美国，认为历史研究与自己的工作无关；为什么有些历史学家现在用在我看来非常任性的口吻，谈论什么“科学主义史学”，试图在研究中运用高度形式化的技术，甚至是明确非历史性的技术；为什么其他历史学家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留下特别的印象，尤其是在那些周日增刊中，说历史其实都是些假大空，就是出于当前的意识形态用途，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用途，而对过去进行的某种神话塑造。美国的过去可真是制造快乐意象的令人惊叹的源泉。如果我说大部分历史在当代无关紧要所言非虚，那么这一点其实就使这种对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运用变得愈发方便。
有关“现代”的结构与动力，以及可能具备的这类关键而独特的性质的观念，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至关重要，尽管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政治学家研究现代国家，经济学家研究现代资本主义。至于社会学家，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学家，其问题中有许多是从“现时代的特征”的角度来提的。而人类学家在考察前文字社会的时候，也运用了他们对于现代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力。其实，纵观现代社会科学，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最经典的问题或许就牵涉到一个颇为具体的历史解释：对通常与“封建时代”相对而言的所谓“现代西方”这种都市化工业社会的兴起、要素和形貌，应该做何解释。
历史研究之于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承诺的相关性，当然不仅限于对这种“美国类型”的社会结构做出“历史说明”。不仅如此，所谓历史说明的相关性会各见差异，这种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想法，必须基于历史的理据来讨论和检验。即便是对于这种当代社会来说，历史的无关紧要也很容易被做出过多推论。我们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清楚意识到一个社会缺失了某些历史阶段，而这对于理解该社会的当代形貌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缺乏一个封建时代，是造成美国社会的许多特性的一个根本前提，包括它的精英群体的特点，以及地位的高度流动性，而人们往往误以为美国社会的特性是由于缺乏阶级结构，“缺乏阶级意识”。社会科学家可能会试图通过将“概念”和技术做过度的形式化处理来摆脱历史，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家现在就是这么做的。但这些尝试要求他们就历史和社会的本质做出假设，而这些假设一无丰厚成果，二不符合实情。如此摆脱历史，使得即便只是理解这个社会最具当代特色的性质也变得不可能——我选用这个词是很小心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种历史结构，除非我们接受具备历史特定性的社会学原则的指导，否则我们别指望能理解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