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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目前流行两种辩护。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辩护，就意味着这种风格的结果的单薄贫乏，与其归咎于“方法”本身的内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资金缺少、时间不够。
四
首先，人们可能会说，由于这类研究通常耗费巨资，要对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必然会受此影响；不仅如此，这些利益集团拢在一起，问题可谓零散细碎。因此，研究者在选择问题时，还不能够实现结果的真正积累，也就是说，以更具显著意义的方式汇总结果。他们已经尽力而为，只是无法关注能够带来成果的一系列实质问题，这样就不得不专注于发展方法，无论实质议题是什么，都可以付诸研究。
有关研究的整体风格和社会学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陈述就是：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这就牵扯出我马上要更系统地讨论的几个问题。
简言之，求取真理的经济学，即研究的成本，与求取真理的政治学，即通过研究来阐明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并使政治论争更贴近现实，两者之间似乎相互抵触。结论是：只要社会研究机构在国家科学基金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如四分之一，只要它们可以如其所愿地自由支配这笔钱，那情况就会大有好转。必须承认，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合理的期待。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虽说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行政管理型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坦然地为了造势上位，放弃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想必持有上述的信念。不过，如果单单揪住这个话题，会使思想批判无法切中要害。不仅如此，还有一样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由于“方法”耗费昂贵，其践行者往往会涉足自己研究的商业性和科层性运用，这的确会影响研究的风格。
或许，它就是对于技术哲学的宣传，就是对于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乔装成有关科学的自然史的组成部分。
其次，人们可能会想，批评者只是缺乏耐心，但我明白，所谓“科学的要求”的管理话语可不是最近几十年来才有的，而是存在了数百年。你可以说，只要“循序渐进”，这类研究自然会积累起来，使我们有可能概括出有关社会的具有显著意义的结果。在我看来，从这种思路来给出正当化辩护，等于假定把社会科学的发展看作一项奇特的筑砖成墙的努力。它假定，究其本质而言，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够作为“基本单元”，在未来的某个时节被“加总”或“接合”，从而“构筑”有关某个整体的可信赖并可验证的形象。但这并不单纯是一种预设，而是一项明确的政策。拉扎斯菲尔德断言：“经验科学必须研究具体的问题，将众多琐碎、细致、耗时的调查的结果汇总起来，构筑更为广泛的知识。有更多的学人转向社会科学，这当然值得赞赏，但并不是因为这种趋势会在一夜之间拯救世界，而是因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快最终发展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的艰难任务的进程，而这样的科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并控制社会事务。”<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
必须顺带提醒一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段陈述整体观之，究竟是属于有关社会学家实际已经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理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提议，建议社会学家应当成为助产士式的技术专家，成为万事万物的解释的监管人。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而如果是后者，当然，任何社会学家都有自由侧重自己考虑的实质问题的利益而拒绝这样的邀请。但它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诫，是陈述还是规划？
这里提出的规划在政治上的含混暂且按下不表，它是要假设，研究的结果能够被“汇总”，并进而成为“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从而将研究局限在“琐碎”的调查上。要说明这种看法为何有欠缺，我不能只谈这些研究者所获的结果为何如此单薄贫乏的外部原因，而必须转向他们的风格和规划所内在固有的某些原因。
我们确实称这些概念是社会学性质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我们指派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并分析这些概念，它们都有助于解释特定领域中发现的经验结果，如分析价格、犯罪、自杀或投票统计数据。有时候，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也用来指系统地呈现这类概念及其相互关联。<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
我的第一个观点必须探讨理论和研究之间的关系，探讨社会科学家考虑问题时应当采取的策略：较为宏大的观念与可以细致阐发的领域，孰先孰后？
而所谓“社会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系统辑录，也就是系统地搜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变量：
当然，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里，所谓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数据就是茫然无绪，而没有数据支撑的理论就是空谈无物，当然都是泛泛之论。但我们还要比哲学层面上的花样文章更进一步，要考察研究实践及其结果。这正是我在此的努力所在。在像拉扎斯菲尔德之类的比较直白的陈述里，“理论”和“经验数据”这样的操作观念意思非常明确：“理论”成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那些变量；而被强烈建议并在实践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谓“经验数据”，仅限于那些能够在统计上确定的事实与关系，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可以重复的、可以测量的事实与关系。鉴于理论和数据都是十分有局限的，再看有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的那种豪气，似乎就削减成了单纯的口惠，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可认可的了。如前所示，这样严格限定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哲学理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也没有任何理据。
社会学家似乎突然摆出一副真正无所不涉的姿态：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包括解释和理论，但我们在此被告知，“解释”和“理论”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领地。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那些解释都还不是科学性的，这里的意味也就明了了。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换成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解释”，其实属于统计调查中很有用的“解释变量”。不仅如此，请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紧接下来的一段中，倾向于将社会学的现实化减为心理变量：“我们必须假定，在人们的人格、经验和态度中存在某些东西，使他们会在由外观之一般无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的说明性的观点和观念……”
要核查和重塑一个宽泛的观念，就必须给出细致的阐发，但细致的阐发并不一定就能汇总一处，构成一个宽泛的观念。你应当挑选哪些内容来进行细致的阐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汇总”又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用语轻松寻常，使任务也显得机械照办就好，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谈宽泛的观念与具体的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还必须谈问题。在陈述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所诉诸的观念，通常关联着社会历史结构。如果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对小范围领域进行任何细致研究，就确实显得不明智，除非我们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研究都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有用的推断，便于解决或澄清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预设一种视角，把所有的问题都看作针对零散细碎的个体及其零散细碎的情境，以统计方式或其他方式，产生零散细碎的信息，进行零散细碎的探寻，这可算不上“转译”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要找出诸如此类的说明，基本的技术就是统计性的。我们必须比较多子家庭与少子家庭，比较常不上班的工人与按时到班的工人。但我们应当比较他们的哪些方面呢？<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
就观念而言，你从任何真正细节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观念，在极少情况下能多过你融入这些研究中的观念。你从经验研究本身中得到的就是信息，而你能用这样的信息做些什么，在相当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选择了你手头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的理论构筑的暂停检验节点。当科学制造者忙着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建立起研究机构以容身其中，也就炮制出了大量的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原则或理论在指导他们如何选择这些研究的主题。我们已经看到，“幸福”可能是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能算一个。人们径直假设，只要使用了“方法”，零散地分布在埃尔迈拉、萨格勒布<a id="noteBack_16" href="#note_16">[16]</a>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科学。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又推进到下一项研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有第三项职能，即作为解释者……有必要区分对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在解释的层面上，我们主要会提日常语言用“为什么”来涵盖的那些问题。人们现在生孩子为什么比以前少了？他们为什么想从乡下迁到城里？选举为什么会赢或会输？……
我主张，这些研究或许不能以“加总”的方式得出更具重要意义的结果。我这么说，是考虑到了抽象经验主义实质上偏向的那种有关社会的理论。任何风格的经验主义都涉及某种形而上学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最真切实在的。现在我们必须来看看，这种特定的风格究竟要求怎样的选择。我认为，有一点颇具说服力，可以用来声言，这些研究往往例证了人们所知的那种心理主义。<a id="noteBack_17" href="#note_17">[17]</a>这个主张可能基于以下事实：它们的根本信息来源乃是对个体的抽样。这些研究中所问的问题是从个体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提出的。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至少就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而言，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社会学研究还要把科学步骤应用于新的领域。它们的设计宗旨就在于大致概括从社会哲学到经验性社会研究的转变中可能盛行的基调。……如果一位社会学家着手研究世间人事的新的领域，他必须自行搜集自己所需的所有数据。……社会学家的第二项主要职能就是结合这样的情境发展出来的。当此之时，他成了为其他社会科学制造工具的人。社会科学家不得不搜集自己所需数据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我不妨提醒你们注意其中几点。他必须经常去探问人们，他们做了什么，看到什么，想要什么。而被问的人往往不太容易都记得起来，或者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们，又或者搞不太清楚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如此便发展出重要而难以精通的访谈技艺。……
要想弄清楚有关结构的问题，弄清楚它们对于说明即便是个体行为的重要意义，就需要有一种视野远为开阔的经验主义风格。比如，在哪怕是美国社会的结构中，尤其是某一时间的某个美国城镇，也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上的共同特性，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必须纳入考虑的行为多样性完全无法获得。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但抽象经验主义者由于抱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非历史、非比较的视野。他们探讨小范围的区域，偏向于心理主义。他们无论是界定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明自己的微观发现，都不会对历史性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有任何切实的运用。
在深入探讨这些观点之前，我必须完整引述有关社会学的这段陈述，据说它还有另外两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