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现如今，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就是一道又一道的陷阱。在日常世界里，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克服这些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还颇有道理：普通人直接意识到什么，又会努力做什么，都囿于自己生活其间的私人圈子。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力量，都受限于工作、家庭、邻里那一亩三分地。而在别的情境下，他们的行止只能透过别人来感受，自己始终是个旁观者。对于超出他们切身所处的那些抱负和威胁，他们越是有所意识，无论这意识多么模糊，似乎就会感到陷得越深。
而支撑着这种陷阱感的，正是全世界各个社会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那些看似非个人性的变迁。当代历史的诸般史实，也正是芸芸众生胜负成败的故事。随着一个社会走向工业化，农民成了工人，而封建领主则被清除或成为商人；随着各个阶级的起伏兴衰，个人找到了岗位或丢了饭碗；随着投资回报的涨跌，人也会追加投资或宣告破产。战事一开，保险推销商扛起了火箭筒，商店员工操作起了雷达，妻子独自在家过日子，孩子的成长也没有了父亲的陪伴。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对其有所体会。
不过，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要把握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有特定的心智品质，而他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没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应对自己的私人困扰，以控制通常隐伏其后的那些结构转型。
当然，这也不足为奇。有那么多人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遭遇如此天翻地覆的变迁，那这是什么样的时代？而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这样的剧变，正如其他社会的众生男女所了解的那样，是因为一些正迅速变成“仅仅只是历史”的史实。如今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置身于这个时代的这个舞台，仅仅经过一代人的工夫，人类的六分之一就从完全的封建落后状况，转变成现代、发达却又令人满怀忧惧的状况。政治上的殖民地获得了解放，但新型的、不那么显见的帝国主义形式却开始扎根。革命爆发了，人们却感受到新型权威的严密掌控。极权主义社会兴起了，然后又被彻底摧垮，或者令人难以置信地大获成功。资本主义经历了200年的上升趋势，如今看来，只是让社会成为某种工业机器的一种方式。抱持了200年的企盼，人类也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欠发达世界，到处都能看到古老的生活方式被摧毁，朦朦胧胧的期待化作了迫不及待的要求。而在高度发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种种权威手段和暴力手段在范围上变成了总体性的手段，在形式上也变得具有科层性。人性本身现在就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是哪一极的超级大国，都以惊人的协调能力和庞大的规模，竭力准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珍视的价值找寻方向。往昔珍视的是些什么价值？即使在尚未陷入恐慌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感到，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从而导致了道德上的阻障。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他们无法理解所处的时代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他们出于自我防御，在道德上越来越麻木，试图彻底成为私己的人，这些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逐渐感到坠入陷阱，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
他们所需要的并不只是信息。在这个“事实的时代”，信息往往主宰了他们的注意力，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技能，尽管他们获得这些技能的努力往往耗尽了本来就有限的道德能量。
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有助于他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以求清晰地概括出周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自己又会遭遇到什么。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我们不妨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
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项成果，即体现它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这个教益往往会是痛苦的一课，但又常常让人回味无穷。究竟是坚毅卓绝还是自甘堕落，是沉郁痛苦还是轻松欢快，是乐享肆意放纵的快活还是品尝理性思考的醇美，对于人的能力的这些极限，我们并不知道。但如今我们开始明白，所谓“人性”的极端，其实天差地别，令人惊惧。我们开始明白，无论是哪一代人、哪一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社会当中；他活出了一场人生，而这场人生又是在某个历史序列中演绎出来的。话说回来，就算他是由社会塑造的，被其历史洪流裹挟推搡而行，单凭他活着这桩事实，他就为这个社会的形貌、为这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出了一份力，无论这份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有能力把握历史，把握人生，也把握这两者在社会当中的关联。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任务和承诺。而经典社会分析家的标志就是接受这一任务和承诺。无论是言辞夸张、絮叨啰唆、无所不写的赫伯特·斯宾塞，还是风度优雅、寻根究底、善良正直的E.A. 罗斯，无论是奥古斯特·孔德，还是埃米尔·涂尔干，抑或是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都具有这一特征。卡尔·马克思之所以在智识上秀出群伦，根本上在于这一品质；索尔斯坦·凡勃伦之所以洞见犀利、讽才卓异，约瑟夫·熊彼特之所以能从多种角度构建现实，关键皆在于这一品质。马克斯·韦伯的深刻与明晰概源于此，W. E. H. 莱基的心理学视野同样建基于此。当代有关人和社会的研究，精华的标志正在于这一品质。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不管经典社会分析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无论他们考察的社会现实多么局促或宽广，只要他们充满想象力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承诺，都会坚持不懈地追问三组问题：
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要素有哪些，彼此如何关联？它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何分别？在其内部，任一具体特征对该社会的维系和变迁具有什么意义？
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它居于什么位置，又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任一具体特征，是如何影响了它所属的历史时期，又是如何受后者影响的？至于这一历史时期，它具有哪些基本特点？它与其他时期有何差别？它塑造历史的方式有着怎样的特色？
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我们观察到的行为和性格中，揭示出了哪些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人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强权大国，还是一种意境、一户家庭、一所监狱、一则教义，一流的社会分析家都要追问这些问题。它们是有关社会中的人的经典研究的学术支点，是任何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头脑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所谓想象力，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到另一种视角，例如，从政治视角转向心理视角，从对单个家庭的考察转向对全球各国预算的比较评估，从神学院转向军事机构，从石油工业转向当代诗坛。这种能力上及最为遥远、最非人化的转型，下至有关人的自我的最私密的特征，并且还能考察这两端之间的关系。在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应始终蕴含着一种冲动，要去探知置身于这个社会、这个时期，并被赋予其品质和存在的个体，在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上具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