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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抽象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当中最有必要把握的一点，还是其践行者所持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奉行和应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正是这样的哲学，既支撑了其所实施的那类实质研究，也支撑了它的行政机制和人事机制。无论是实际研究在实质内容上的单薄贫乏，还是这些机制表面上的需要，都能在这种特定的科学哲学中找到学术上重要的正当化辩护。
把这一点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原本可能以为，既然一项事业如此高调地宣称要成为“科学”，哲学信条就不会在打造这项事业的过程中占据核心位置；也因为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通常似乎不会意识到，他们据以立足的是一种哲学。或许没有哪位熟悉践行这种风格的研究者的人会介意否认，这些研究者中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着他们自己的科学地位，最受他们尊崇的职业上的自我形象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社会科学方面各式各样的哲学议题自有主张，而其中有一点始终如一：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或者至少“代表着自然科学的观点”。而在更加精深的讨论中，或者在某个坦然微笑、备受称道的自然科学家面前，自我形象更有可能被简化成单纯的“科学家”。<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
在研究实践当中，抽象经验主义者往往显得更关注科学哲学，而不是社会研究本身。简言之，他们已经做的无非是倡导一套科学哲学，只是他们现在认为这就是所谓“科学方法”。这样的研究模式基本上属于一种认识论建构；在社会科学里，其最具决定性的结果就是方法论上的约束。我所说的方法论上的约束，指的是要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梳理这些问题，都会受到“科学方法”相当严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但如果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对此有所努力，就会容易得多。而人人均应如此，也确实不无道理。迄今为止，这样的工作还少得可怜，并且也只是用于少数几种方法。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既然可能存在许多种方法，那么方法论也往往需要具备相当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会提供具体的程序供人们进行实际研究，虽说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些程序。而认识论比方法论的一般性程度还要高，因为做认识论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识”的理据和限制，简言之，就是“知识”的性质。当代认识论学者往往奉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物理学方法为圭臬。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对于这门科学的理解的角度出发，就有关知识的一般性问题做出问答。实际上，他们成了物理哲学家。有些自然科学家看起来对这种哲学工作抱有兴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个乐子。有些自然科学家赞成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的当前的模型，而有些则持有异议，但我们怀疑，其实有很多从事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对此一片茫然。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状况，可以从严密的、数学化的理论中，推演出严密的、精准的实验问题。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认识论学者在自己建构的探究模式中设置了这样的相互作用。次序似乎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利卡普·库什已经公开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叫这个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概括。<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科学家的操作步骤的关键特征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调用头脑，不受任何拘限。”威廉·S. 贝克则指出：“发现的机制尚不清楚……我认为，创造的过程与一个人的情绪结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要谈概括实在是个糟糕的话题。”<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
三
方法方面的专家也往往会成为某一类社会哲学领域的专家。有关这些人的重要之处，就今日的社会学而言，并不在于他们是专家，而在于其专业性的一项后果，就是推进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内部的专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他们在推进时，还配合着方法论上的约束以及可能体现这种约束的研究机构。他们的专业化设想，并不是依据“可以理解的研究领域”，或对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的某种观念而制订出的什么论题专业化方案。他们提出的专业化，单纯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管内容、问题或领域。这些并不是我的零碎印象，而很容易找到文档为证。
有关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研究风格，以及抽象经验主义者在社会科学中应当扮演的角色，迄今最直白的陈述出自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他也属于该学派较有资历的代言人。<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
拉扎斯菲尔德把“社会学”界定为一块专门领域，但不是基于什么独具的方法，而是出于它在方法论上的专门性。由此观之，社会学家就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专家。
“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这是社会学家的首要职能。当世间人事中一块崭新的领域即将成为经验科学的调查对象，他也将成为社会科学家的先遣军中的探路者。迈出最初步伐的正是社会学家。一方是社会哲学家、个体观察者和评论家，另一方是经验调查者和分析者的有组织的团队工作，而社会学家就是架通两方的桥梁。……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区分出看待社会研究主题的三种主要方式：个体观察者践行的社会分析，组织完备的经验科学，以及一个过渡阶段，我们称之为有关社会行为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学。……行文至此，似有必要插叙几句，谈谈从社会哲学到经验社会学的这种过渡期间正在发生些什么。”<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
请注意，这里“个体观察者”被奇怪地与“社会哲学家”并举。还要注意，这个陈述讲的不单单是某项学术规划，而且是一套行政计划：“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已经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其专门的名称、机构、预算、数据、职员等。其他领域在这方面尚未开发。”任何领域都可以被开发或“社会学化”。比如，“事实上，对于一门会关注人口总体的幸福的社会科学，我们甚至还无以名之。但没有什么能阻挡这样一种科学成为可能。相比于搜集有关收入、储蓄和价格的数据，搜集幸福等级得分并不更困难，甚至不会更费钱”。
所以，社会学作为一系列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在两方之间：一方是尚未成为“方法”的研究对象的任何话题领域，另一方则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什么叫“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不过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只有人口学和经济学够格：“没有人会再怀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科学的方式处理世间人事。百余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像经济学和人口学这样充分发展的科学，它们处理了人类行为的多个领域。”在这篇长达20页的文章里，我没有发现其他有关“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的具体陈述。
如果社会学被指派了负责将哲学转换成科学的任务，等于是假定或暗指“方法”的天赋才力如斯，并不需要对有待转换的领域具备什么传统学术知识。当然，掌握这类知识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这个陈述中暗示的多一些。或许有关政治科学的一句不经意评论能点明个中况味：“……希腊人有一门叫政治学的科学，德国人谈国家学说，英美人则说政治科学。<a id="noteBack_10" href="#note_10">[10]</a>直到现在，也没人做过出色的内容分析，让人能真的搞明白该领域的书都在说些什么……”<a id="noteBack_11" href="#note_11">[11]</a>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发展的经验社会科学家组织有序的团队，另一边是缺乏组织的个体社会哲学家。作为“方法论专家”，社会学家将后者转换成了前者。简言之，他是科学缔造者，学术与管理双肩挑，更准确地说，是“科学”与管理双肩挑。
“这场转变通常的标志是有关学人的工作中的四种转向”：
“首先，是从注重制度史和观念史转向注重人的具体行为。”但这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会在第六章看到，抽象经验主义并不是日常经验主义。“人的具体行为”可不是它的研究单位。这里我只点明，实践当中，牵涉到的选择往往会暴露出其明显偏向于所谓“心理主义”，不仅如此，还暴露出其始终在回避有关结构的问题，而偏好有关情境的问题。
拉扎斯菲尔德继续写道：“其次，不是趋向于单单研究世间人事的某一领域，而是将其关联到其他领域。”这一点我以为并不属实。你只需要比较一下马克思、斯宾塞或韦伯的著述与任何一位抽象经验主义者的成果，就能看出并非如此。话说回来，这句话可能是什么意思，就看“关联”的特定意义：它仅限于统计学角度。
“再次，是偏重于研究那些反复重现而非昙花一现的社会情境和社会问题。”我们不妨认为这是试图指向结构性考虑，因为社会生活的“重现”或“规律”当然会附着于既定的结构。正因为这样，比如，你要想理解美国的政治选战，就需要理解政党的结构、政党在经济中的角色，等等。但这并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本意。他是想说，选举需要有许多人投入一桩相仿的事情，而选举本身则反复再现，故此，可以用统计的方式对个体的投票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再研究。
“最后，越来越强调当代的而非历史上的社会事件……”这种非历史性的强调源于认识论上的偏好：“……社会学家因此倾向于主要探讨同时代的事件，因为他较有可能获得自己所需的那种数据……”这样的认识论偏向，相较于以梳理实质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取向，可谓截然相反。<a id="noteBack_12" href="#note_12">[12]</a>
在深入探讨这些观点之前，我必须完整引述有关社会学的这段陈述，据说它还有另外两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