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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跑一下数据”，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然后一位社会学家，甚至是一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用，“真的来分析它”。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论点。
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晚近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一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这当然是个好兆头，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既有社会的研究学科的批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后再来做的。不仅如此，既然这项工作耗时颇费，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儿的研究机构里，就往往转交给同样有一堆事儿的助手来做。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无。但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观念或假设。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文献”的人，会基于“文献”本身的角度，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人的手，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领会，可以不用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而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方法”的更为具体、范围更小的问题上。当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一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而“理论”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把戏。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示出，用来解释和说明“数据”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概念”，几乎总是指向：高于访谈所利用的层面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低于访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来梳理研究、搜集“数据”的用语。这些用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方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洁的”变量。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a id="noteBack_18" href="#note_18">[18]</a>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然而，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观念还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它们诉诸一般性的观念来说明特定的观察。一般性观念被用来阐述结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研究的“成文”的“起首”。
在有些研究行话里，当细节性的事实或关系被宽泛的假设颇具说服力地“说明”时，有时会使用“聪明”这个词。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用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明，正在兴起一套“行话”，来遮掩我说的这些步骤。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一般性论点和说明可以结合其他数据使用，而数据也可以结合其他一般性论点使用。借助运用这些逻辑把戏，研究被赋予了结构性、历史性和心理性的意义，而那些研究就其抽象处理的风格本身而言，恰恰消除了诸如此类的意义。照着以上所示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就有可能既抱守“方法”，又试图掩盖其结果的琐屑。
在给定章节的起首段落，在所谓“概述”章节，有时在某个“承上启下”的“解释性”章节，诸如此类的步骤的运用实例比比皆是。在此我并不打算细致考察给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读者，便于他自己更敏锐地审察这些研究。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无论是对于有关“人们为何像这样投票”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调查，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有关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所处位置与所持立场的阐述，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前者遵循严格步骤，往往更加精致烦琐，当然也更加矫揉造作。但两者的结果在逻辑上的地位并无二致。
最后，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所获结果为何通常显得单薄贫乏，还有一种说明，或许最好表述成一个问题：那些真实但并不重要的东西，与那些重要但并不一定真实的东西，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问法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工作者应当乐于解决哪一个层次上的证明？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如此一丝不苟，乃至于必然只剩下巨细靡遗的阐发，除此无他；我们也有可能变得非常模糊含混，最终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
那些囿于方法论上的约束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经过“统计仪式”的精致打磨。常听有人说，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就算无足轻重，至少真实无误。我对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怀疑其究竟有多么真实。我好奇的是，这里面有多少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混为一谈，而抽象经验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成唯一“经验性”的研究方式。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两年认真研究过千把小时的访谈，做过仔细的编码和打孔，就会逐渐看到，“事实”的领域其实可塑性非常强。不仅如此，就“重要性”而言，当我们当中某些充满能量的头脑殚精竭虑地研究细节时，只因为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个“方法”不允许他们研究别的，那当然它会是重要的。现在我确信，这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已经沦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金价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声称的那样，“坚守科学的强硬要求”。
精确并不是方法选择的唯一标准；诚然，精确不应当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被与“经验的”或“真实的”混为一谈。我们在研究与切身相关的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精确。但不存在任何方法凭其本身就应当被用来限定我们要着手研究什么问题，哪怕我这么说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那些最耐人寻味、最棘手的有关方法的议题，常常起于既定技术无法应用之处。
如果当切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浮现出来时，我们能对其有所感受，那么有关何为真实和重要意义的追问也就往往不言而喻了：我们应当尽可能细致而精确地研究这类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心阐发的假设，在关键论点上凭借更翔实的信息详加论述。事实上，要应对那些被广泛认可为重要的话题和主题，并无他法，至少迄今尚未出现。
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或者更常见的讲法是，要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什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行文至此，必须指出，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它们必须具备政治上、实践上或道德上的含义，无论这类术语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意思。我们首先应当表明的意思在于：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所谓“真正的相关性”，我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应当与这类观念具备逻辑上的关联，而所谓“逻辑上的关联”，我说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宽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公开而清晰的相互融贯。关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含义，我稍后会来谈。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像抽象经验主义这样谨慎和刻板的一种经验主义，却在探究中清除了我们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性话题。所以，想要理解这些问题、探索这些议题的人，就会转向其他阐述信念的方式以获得启蒙。
五
在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中，与哲学截然有别的经验主义的特定方法显然是方便合用的。我也看不出任何人能够合乎情理地反对这样来使用这些方法。当然，通过适当的抽象，我们能够精确地谈论任何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本质上是排斥测量的。
如果你所研究的那些问题很适宜于统计程序，那就应当坚持尝试使用。比如，要摸索一套有关精英的理论，我们需要知道一群将军的社会出身，自然会努力找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比例。如果我们需要了解白领人群的实际收入从1900年以来上涨或下降的程度，就会做个按行业区分的收入的时间序列，并以某种价格指数作为控制。不过，一旦一般化，谁都不需要接受这样的程序作为唯一可用的程序。当然，也没有人需要接受这个模式作为总体上的典范。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经验方式。
我们应当依照对于整体的不那么精确的看法，选择特定的、细碎的特性，进行深入而精确的研究，以便解决与结构性整体相关的问题。这种选择的做出依据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要求，而不是遵照某种认识论教条得出的“必要性”。
我并不假定什么人有权利反对就微小问题进行细节性研究。这类研究所要求的局部聚焦或许属于可敬的对于精确与确定的追求，可能也算学术分工的一部分，同样属于任何人都不该反对的专业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当然也有权问一句：如果这些研究属于某种分工，而作为整体的劳动构成了社会科学事业，那么这些研究所属的整体中其他分工在哪里？将诸如此类的研究纳入某个更大图景的那个“分工”又在哪里？
应当指出，几乎所有研究风格的践行者都往往使用类似的口号。今天每个点算屋外附属设施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这么做在概念上的含义；而每个详尽阐发区分特性的人也都对“经验验证范式”一清二楚。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吸收与吸收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观念。
在方法论的约束之下，人们束手束脚，与其说被困于经验吸收，不如说囿于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层面的方法问题。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并不很熟悉认识论，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对支配他们的那套典范抱持相当教条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