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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对于历史的关注的极致体现，就是他如何把握自己生活其间的那个时代。而他对于人生的关注的极致体现，就是他如何把握基本人性，把握历史进程对于人的改造可能设置的限制。
所有经典社会科学家都很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来的问题；他们都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开始盛行的个体多样性。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凡勃伦、曼海姆、熊彼特、米歇尔斯，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些问题。但到了我们当下，许多社会科学家却未能如此。不过，也恰恰是在当下，在20世纪下半叶，这些关注开始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成为挥之不去的困扰，在我们有关人的研究的文化取向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
无论何处，人们眼下都在努力获知自己正身居何处，又将去往何方，而对于在当下创造历史，为未来担当责任，他们如果可以有所作为，又该如何行事。对于此类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劳永逸的回答。每个时期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但我们眼下就面临一个难题。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而我们不得不找出自己的答案。
我们正处在一个可被称为“现代”的时期的终点。正如“古代”之后是数百年的东方优势时代，西方人出于自己的偏狭，称之为“黑暗时代”一样，“现代”如今又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接替。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纪元”。
诚然，一个时代何时终结，另一个时代何时开启，端赖于如何定义。但就像一切社会性的东西一样，定义也具有历史特定性。当前，我们对于社会和自我的基本定义都正在被新的现实所推翻。我的意思不单是说，短短一代人之间，人们就如此彻底、如此迅疾地承受了如此剧烈的变化，这一现象前所未有。我也不仅仅是说，我们感到自己正处在一个划时代的过渡期，竭力想把握我们猜想自己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概貌。我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试图为自己找到方向——假设我们真的如此努力——就会发现，到头来，原来有那么多我们曾经的期待与意象深陷于历史的束缚：有那么多我们奉为圭臬的思想范畴和情感范畴，既帮助我们说明自己周遭的事态，也往往使我们迷失方向；有那么多我们的说明是源于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而当它们被推广应用于今天，就变得颇为笨拙，不合时宜，难以令人信服。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二者都认为，合理性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对科学作为纯洁之善的信仰，对大众教育的要求，对这种教育之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意义的信念——上述种种启蒙运动的理念，都仰赖于一个乐观的假设：理性与自由有着内在固有的关联。对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而展开推论的。弗洛伊德的研究的进退曲折，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个体要想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主线：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堪比边沁提出的任何术语。
自由主义一向关注自由与理性，视之为有关个体的首要事实；马克思主义则视之为有关人在通过政治塑造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首要事实。“现代时期”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其实大致都是同一类人，相信自由的个体通过理性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的人生。
但我认为，放眼当今世事，我们已能明确看出，自由和理性观念为什么现在往往显得十分暧昧，无论是在我们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体制社会，皆是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往往成了对科层制的辩称和滥用的乏味修辞，而自由主义也沦为掩饰社会现实的一种无关痛痒的手段。我认为，无论是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无法据以正确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兴起之时，被人奉为指导方针来思考某些类型的社会，但这些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从未考察过资本主义世界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政治经济体制。卡尔·马克思也从未分析过共产主义阵营中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社会。他们均不曾深入思考所谓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那些问题，而在当今的这些国家里，十分之七的人正挣扎在生存线上。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以“现代”理念来看，其抗拒着以我们所继承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术语来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