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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工作所处环境的“偶然事件”来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让其他人的宗旨来决定工作的用途。讨论工作的意涵，决定工作的用途，这基本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属于他们自己的方针。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经检验的程度上，可以影响甚或决定这些方针。享有如此决定权，就要求他们做出公开的判断，对理论、方法和事实都要做出决定。这些判断作为方针，无论同行还是个体学人表示关注都无可厚非。然而，相较于有关个人方针和职业方针的公开讨论，不公开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们只有把这些影响也变成需要争论的方针，才会充分意识到它们，从而尝试控制它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有鉴于此，作为个体也好，作为专业人员也好，研究人和社会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他们如何回答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职业生活中运用或无法运用相关答案，决定了他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在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中，究竟是在道德上是自主的，还是受制于其他人的道德立场，抑或在道德上随波逐流。我确信，贯穿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往往是出于好意，但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社会科学家必须真真切切地直面这些相当关键的问题。要思考如何来回答它们，似乎必须涉及某些事情。我将在本章讨论其中一些内容，并给出我最近几年逐渐开始觉得合乎情理的一种回答。
一
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并不是乍然撞上价值选择的需要的。他已经在特定价值的基础上展开工作了。这些学科目前所体现的价值也是从西方社会创造出的那些价值中选出来的。而在其他地方，社会科学只是一种舶来品。当然，有些人说起话来，好像他们选出来的价值真的“超越”了西方社会或其他任何社会；还有些人说起自己的标准来，仿佛它们是某个既存社会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属于某种尚未实现的潜能。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现在广泛赞同说，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的那些价值既不是超越性的，也不是内在固有的。它们只不过是许多人宣称的价值，在一些小圈子里得到有限践行。某人所称的道德评判，只不过是他想把自己选择的那些价值予以一般化，从而让其他人也能采用。
在我看来，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着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当然也是其学术承诺中所涉及的三种理念。首先就是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由于确定了事实，社会科学事业本身就具备了政治意涵。在这个无稽之谈广泛传播的世界里，任何有关事实的陈述都有着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重要意义。凭其存在于世这一事实本身，全体社会科学家就参与了启蒙与愚昧之间的斗争。处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践行社会科学首先就是践行有关真实的政治。
但是，有关真实的政治并不能充分陈述指引我们事业的价值。放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里看，我们的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我们的调查的准确性与世间人事可能相关，也可能不相关。而它们是否相关，又如何相关，本身就是第二项价值，简言之，就是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随之而来的就是第三项价值，即人的自由，无论其意涵有多么暧昧不清。如前所论，无论自由还是理性，都是西方世界的文明的核心要义，都很容易被宣称为理想。但在任何具体应用中，不管是作为准则还是作为目标，它们都会引发诸多争议。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思想任务之一，就是阐明自由与理性这两个理想。
如果说人的理性将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明确的角色，那么社会科学家必然会是其主要承载者之一。这是因为，社会科学家在工作中表现出了理性在理解世间人事时的用途，他们干的就是这个。如果他们希望以自觉选择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以此方式行事，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定位在所处时代的思想生活和社会历史结构中。他们必须先在才智的社会领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必须将这些领域与历史社会的结构相结合。此处不能展开详论，我只想根据作为一个理性人的社会科学家可能的自我设想，简要地区分三种政治角色。
许多社会科学，或许尤其是社会学，都有着哲人王的主题。你能发现，从奥古斯特·孔德到卡尔·曼海姆，都在诉求“占有知识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权力，并试图给出正当化辩护。更具体地说，理性的加冕当然也就意味着“占有理性的人”的加冕。如此看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大大促使社会科学家中始终有绝大多数人接受理性为一种社会价值，事实上这快成了他们整个群体的态度。当这种观念与有关权力的事实牵扯在一起时，他们也希望去除它的愚蠢之处。这个观念还和许多形式的民主体制的气质背道而驰，因为它蕴含着某种贵族统治，哪怕这种贵族统治凭的是才智，而不是出身或财富。不过，所谓他应该成为一名哲人王这种颇为愚蠢的观念，也只是社会科学家可能试图履行的公共角色观念之一。
政治的品质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参与政治的人的思想品质。要是真有“哲人”王，我可能会很想离开他的王国；但如果国王们没有任何“哲学”，就没有能力实施负责任的统治了吗？
第二种角色，现在也是最常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名国王的顾问。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科层用途正是这一角色的当代体现。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被卷入现代社会的许多趋势中，使个体成为一套功能合理化的科层体制的组成部分，并深陷于自己专门化的狭隘空间，乃至于无法公开关注后现代社会的结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至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沦为只是对管理性、操纵性用途的技术的精致化。
但这只是国王顾问角色最坏的形式之一。我相信，这类角色并不一定具备科层风格的形貌和意涵。要以特定的方式履行这类角色，以维持道德和学术上的正直，并因此维持社会科学相关任务的工作自由，还是比较困难的。顾问们不难把自己想象成哲人，而他们的客户则是被启蒙了的开明统治者。但就算他们是哲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也可能无法被启蒙。有些顾问对自己侍奉的未能启蒙的专制君主依然忠心耿耿，这让我十分震撼，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不管是专制者的无能，还是教条化的愚蠢，似乎都不会使这种忠诚有所减损。
我并不是断定顾问这类角色没法做好。事实上，我知道它可以做好，也有人正在做。要是有更多的人承担这类角色，那些选择第三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就会轻省许多，因为他们的任务有所重叠。
社会科学家还可以尝试通过第三种方式，来实现理性的价值，了解其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方式同样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已经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既针对“公众”，也针对国王。这样一种观念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想象成一种公共智力机器，关注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关注这两者背后潜藏的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趋势。它也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家个体想象成某个自我控制的团体的理性成员，而我们把这个团体称为社会科学。
我稍后将更充分地说明这类角色。我们如果接受这类角色，就要努力遵照理性的价值行事。我们如果接受说自己可以不是百无一用，就是接受了一种有关历史塑造的学说：我们等于承认，“人”是自由的，凭借其理性的努力，能影响历史的进程。这里我并不打算介入自由与理性价值本身的争论，而只想讨论这些价值可以基于何种历史学说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