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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针对来访者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认知层面，还有一个是情感层面。如果这个来访者对咨询师有一些情绪，那么要首先针对他的情绪做一些工作。因为在这个时候，在来访者对咨询师有一些不满或攻击性情绪的时候，是不可能让他的认知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在情绪上面的阻抗被修通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些与认知相关的东西。
咨询师和来访者所有谈话的内容都应该聚焦在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上面来。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消除来访者对咨询师无所不能的幻想，他好像不是去看咨询师，而是看一个具有某种魔法的人，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但是，咨询师需要把来访者有一点点原始理想化的投射转化为正视现实，并且把他对咨询师的期望值降低，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帮助来访者实现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
通过降低来访者对咨询师的期望这样的讨论过程，聚焦在现实的目标上面，虽然会让来访者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因为他的理想化破灭了，但是咨询师这样做了之后，他往往能感受到咨询师的真诚。“这是一个愿意帮助我的人、不会骗我的人。”这一点对来访者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治疗意义。咨询师真诚的态度，有时候比使用技术还要好。
我们作为心理咨询师是给来访者帮忙的，就像开汽车修理店的人，别人的车子如果出了什么毛病，就来找我们。假如有一个先生开着一辆很小的车到我们这儿来，告诉我们他的车在城市里开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去开山路，因为路非常不平，有时候还爬很高的坡，他的车子行驶就很困难。
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呢？帮他换上更大的车轮，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把底盘抬高，换一个马力和排量更大的发动机。他再去山路上开车，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但是来访者有时候可能有点不清楚，他们来，不管是意识层面还是潜意识层面，都是要我们帮他们改变一下路况。咨询师能做的是改变你这个人，实现你在人格层面的改变，或者改变你对现实的态度，但是不能够改变现实本身，咨询师需要明确工作的界限。
我们可以改变来访者对某个事情的态度，就像把一辆车修好或者改装好之后，能够适应更糟糕的路况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分清楚到底是改变来访者的态度还是改变他的现实，来访者就会诱导我们试图改变他的现实，这就会让我们处在焦虑之中，完全丧失了改变或者帮助来访者的能力。来访者对咨询师有很多的要求，最典型的表达是“你给我分析了那么多，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来访者这样说的时候，双方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划清楚双方的界限以及咨询师可以做的事情的边界。
咨询师不愿意解决来访者内心的迷茫，就是他认同来访者保持糊涂的结果。但是咨询师因为在这个位置，他总是要搞明白一些事情，所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搞清楚另外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性，咨询师认为来访者的迷茫是对咨询效果的不满造成的。也就是说，咨询师觉得自己需要对来访者的迷茫负责任，他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有点焦虑，所以他需要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让来访者对自己打分，来使自己对两个人的关系有一种确定感。
我个人不太建议直接让来访者对他和咨询师的关系以及咨询的效果进行打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相当于把来访者置于评判我们、比我们高的位置上面，这显然对我们的工作不利。
如果我们要使用打分这样公开透明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用在来访者对自己很多方面的评估上面。举个例子，我的一个来访者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他有一个症状就是害怕过马路，因为他觉得过马路不安全，有可能被车撞到。他小时候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他是被奶奶带大的，跟爸爸妈妈聚少离多，他也慢慢意识到他的这些问题，有可能跟隔代抚养有关系。所以，有一次，我要他打分。我这样问他：你觉得你过马路都害怕，有多少是20岁的你，真正觉得害怕的你占百分之多少，只不过是你在代替奶奶担心自己？
查清了之后，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这也是我们进行打分这个举动的目的，就是要相对比较精确地分清楚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这个来访者在我这样跟他解释了之后，他说，反正我看到跟我年纪一样大的男孩过马路是丝毫没有问题的，所以估计99%都是我在代替我奶奶担心我过马路的安全，最多1%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