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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文化差异，过去一度被误认为是“遗传差异”，于是人类史连篇累牍的尽是优秀先进民族征服了劣等原始民族的故事。事实上，没有人提出过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征服族群有优异的遗传。遗传不可能扮演这么一种角色，因为任何人不论出身自哪个社群，只要有适当的学习机会，都不难学会其他社群的文化技能。在新几内亚，父母亲是石器时代的人，子女现在以开飞机为生。1911年12月14日挪威探险家阿蒙森（Amundsen）率4名挪威同胞到达南极，他们乘坐的，是从爱斯基摩人学来的狗拉雪橇。
不同人类社群因扩张而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社群间的文化差异，影响很大。军事与航海技术、政治组织以及农业，特别具有决定性。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社群，人口较多，因此占军事优势——能够支持一个职业军人的阶级或组织，而且对传染病有免疫力——人口稀疏的社群不可能演化出对那些传染病的抵抗力。
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一族群拥有征服其他族群的文化优势？（别忘了，我们没有证据认为他们是优秀的民族。）举例来说，非洲的班图人原来只生活在赤道带，可是他们取代了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科伊桑族，而不是科伊桑族赶走了班图人。规模较小的征服事例，我们并不期望发现终极的环境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观察的是大历史上的大规模族群代换现象，运气可能不会扮演什么角色，终极因素更令人信服。因此，下面用两章揭示“近代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族群代换现象：现代欧洲人扩张到新大陆与澳大利亚；以及在更早的时候，印欧语族群从一小块据点起家，最后占有大部分欧亚大陆——这一直是个历史谜团。这两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出：每个人类社群的文化与竞争位置，受生物与地理遗产的塑造，特别是可供人工养殖的植物与动物资源。
这种以小社群为主要人类单位的现象，促进了每个社群发展自己语言、文化的倾向，结果加强了社群分化的现象。起初，人类在地理上大肆扩张，于是语言与文化大肆多样发展。在人类近5万年内占据的土地上，以新几内亚、美洲而言，土著的语言数量，就占现代世界语言的一半。但是人类长期的文化歧异发展，在最近5千年之内，大部分给掠杀了，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国家兴起、扩张，吞并了邻近社群。旅行自由——一种现代发明——现在又加速了全球语言与文化的交融过程。不过，世界上还有少数地区，特别是新几内亚，石器时代的技术与我们传统的仇外心态，仍持续存在到20世纪，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过去世界的风貌。
同种成员间的竞争，不是人类的专利。所有动物种都一样，最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同胞之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同胞在同一个生态区位中生活。不过，同胞竞争的形式，物种间有很大的不同。最不起眼的竞争形式，就是“敌对”同胞抢着把食物资源用光（吃掉或藏起来），大家各忙各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对行为。“温和地”展现敌意的方式，就是“仪式性的表演”或实际的驱赶行动，最后一招（绝招）就是厮杀（谋杀），现在学者已经掌握了许多动物种的谋杀证据。<a href="#m1">[1]</a>
人类过去也是一种典型的哺乳类，有特定的地理分布范围——非洲温暖的草原上。直到5万年前，我们仍然只生活在非洲与欧洲大陆的热带与温带区域。后来我们逐步扩张，先进入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约5万年前）、欧洲寒带（约3万年前）、西伯利亚（2万年前）、美洲（1.1万年前）与波利尼西亚（3600—1000年前）。今天我们定居或拜访的地方，不只是所有地球陆块，还包括各个大洋，而且我们已经开始以探测船深入大洋与太空。在这个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人类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多数地理分布广泛的动物种，都会形成许多族群，邻近族群有碰面机会，但是不邻近的族群，彼此从不来往。在这一方面，过去人类也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直到相当晚期，大多数人一生足迹不出出生地几十公里方圆以外，根本无法知道远方也有人生存。邻近部落之间的关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摇摆在贸易与仇外敌意的不稳定平衡中。
各动物种的竞争单位也有很大的差异。大多数鸣鸟，例如美洲与欧洲的知更鸟，主要是单打（雄性与雄性之间的单挑），或双打（成对的雌雄一齐对付另一对）。狮子与黑猩猩，则是雄性帮派对决，时有伤亡，帮派成员可能是同胞手足。狼或鬣狗会成群厮杀，蚂蚁社群则是倾巢而出，实行全面战争。虽然有些动物种这样的斗争会造成伤亡，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动物种因为“内斗”而有灭种之虞。至少，过去没有过。
我们经过了什么样的转变，才成为世界征服者的？别忘了大部分动物种在地球上的分布，都限定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之内。举例来说，新西兰的哈密尔顿蛙（Hamilton’s frog），只能在一块0.15平方公里的森林以及一个面积600平方米的岩堆里找到。在过去，分布最广的陆地哺乳类，除了人类以外，就是狮子了。1万年前，狮子分布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欧亚大陆、北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北端。不过，即使在狮子的全盛期，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洲南部、南北极以及大洋中的海岛，仍不见其踪影。
人类相互竞争地盘，与大多数动物种一样。因为我们群居，竞争以社群间的战争为主，比较像蚂蚁而不像知更鸟。邻近的人类社群，彼此的关系一向以仇外敌意为特色，其间穿插着短暂的和解期，进行妇女（新娘）交换，与狼群、黑猩猩帮派相似——人类还会交换货物。我们人类流露仇外敌意，显得特别自然，因为我们的行为大部分是文化符码编成的，而不是基因密码控制的，也因为人类社群间的文化差异实在太显著了。那些文化差异使我们很容易辨认“异族”，只需瞧一眼，服色与发型就透露了对方的身份，狼与黑猩猩就不行了。
不过，人类在地球上的扩张，不只是征服先前无人居住的土地，还包括某些特定族群的扩张——他们征服、驱赶、杀害其他的族群。我们成为彼此的征服者，也是世界的征服者。因此，我们的扩张表现出另一个人类特征，那就是我们有大规模戕害同种成员的习性。不用说，动物界不乏杀害同类的事例，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也这么干，所以这个特征在动物界有先例，也有前驱，但是人类杀害同类，以规模而言，动物界前所未见。现在，我们这种习性，与我们对环境的破坏，是令人担忧我们可能会堕落的两个潜在理由。
人类的仇外敌意，比黑猩猩的更能造成致命的结果，那是不用说的，因为我们最近发展出威力强大的武器，而且还可以远距抛射。珍·古道尔描述过黑猩猩的帮派火拼，一个帮派逐个谋杀另一个帮派的成员，最后占据对方的地盘。可是那些黑猩猩没有本事攻击远方的帮派，或者消灭所有的黑猩猩（包括自己）。换句话说，仇外谋杀有无数动物前驱，但是只有我们把它发展到足以消灭全体人类的“境界”。“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加入了语言、艺术的行列，成为人类的文化特征。在本部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我会回顾人类的“灭族”史，让大家看清孕育纳粹焚烧炉与现代原子战争的丑陋传统。
第三部讨论了一些我们的文化特征，以及那些特征在动物界的先例与前驱物。那些文化特征——特别是语言、农业与先进的技术是人类在自然界兴起的凭借。我们仗着那些特征，才能在全球扩张，征服世界。
<a href="#w1">[1]</a> 请参考《雄性暴力》。——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