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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50种鸟并非全然葬送在人类的五脏庙中。鹅也许是因为人类猎杀而绝种的，就像恐鸟一样，但是小鸣鸟灭绝可能是老鼠的杰作（它们随着最早登陆的夏威夷人而来），或是夏威夷土著砍伐森林、开辟农田的结果。早期波利尼西亚遗址中，有同样发现（灭绝的鸟种）的地方，还有塔希提岛、斐济群岛、汤加、新喀里多尼亚、马克萨斯（Marquesas）群岛、查塔姆群岛、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
我对这个怪诞问题的答案如下。没错，小规模的平权社会，只要长长久久，往往有机会演化出环保措施，因为他们有时间认识环境，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一方面，最可能破坏环境的族群，往往是移居新环境的族群（例如最早的毛利人、最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或者一直在“边疆”开拓意识的族群——他们有恃无恐，把一个地方搞砸了，就“越界”探索新环境（例如最初进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此外，新发明的技术，由于事先对它的潜力难以全盘掌握，也可能在人们觉悟之前导致破坏环境的后果（例如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以霰弹枪摧毁了当地的鸽子族群）。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财富掌握在少数统治精英的手中，他们对环境、土地没有感性的知识，可能会做出破坏环境的决策。而且，有些栖境与物种特别容易受伤害，例如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陆栖鸟（如恐鸟与象鸟），或者干燥、脆弱、过于敏感的环境，例如地中海文明与美国西南的“古人”文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兴起。
新西兰并不是孤例，考古学家最近发掘过的所有其他遥远的太平洋岛屿，都在最早的移民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鸟种，证明鸟类灭绝与人类移民似乎有关。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古生物学家奥尔森与詹姆斯（Storrs Olson & Helen James），在夏威夷群岛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了灭绝的鸟类。它们灭绝的时候，正当波利尼西亚族群开始殖民各岛，大约是公元500年左右。化石中有些彩羽鸣鸟，与今天仍存在的鸟种有亲缘关系，此外还有长相奇特、不会飞行的鹅与朱鹭，它们根本没有亲戚还活在世上。夏威夷在欧洲人登陆后，鸟类大量灭绝，成为“现代（白）人破坏环境”的重要案例，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早先的灭绝浪潮。1982年，奥尔森与詹姆斯发表报告，指出：在白人抵达之前，夏威夷的鸟类，至少有50种已经灭绝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接近目前北美洲鸟种的1/10！
第二，我们从这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学到什么实用的教训吗？考古学往往被当作没有社会价值的学科，所以一旦预算吃紧，就成为第一波开刀的对象。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是政府计划官员最好的顾问，物美价廉。走遍全世界，可以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有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过去的社会也那么干过，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用实验的方式，确定哪一种开发方案对环境的冲击最小，我们负担得起。雇佣考古学家，评估古代社会的方案，以古证今，确保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到头来，也许是最省钱的做法。
因此，当年毛利人登陆新西兰，走进了一个奇异的生物世界，其中的动物非常奇特，要不是它们的化石明显可知，无可推诿，我们大概全指斥为科幻奇想。大概等到我们登陆另一个有生命的星球，才能领略当年毛利人的感受吧。（即使地球上的生命重新演化一遍，也不会重演原来的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毛利人眼中的奇异世界就崩溃了，劫余者等到欧洲人来了之后，又遭遇了第二次浩劫。结果，当年目击毛利人登陆的鸟种，只剩一半仍有后裔生活在今天的新西兰，而且其中有许多不是濒危动物，就是只生活在离岛上。几个世纪的猎杀，就足以终结几百万年的恐鸟演化史。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西南有一片疏林带，美国人砍伐那里的树木当柴火。美国森林管理署想要控制那里的伐木量，让森林有机会休养生息。但是。他们手边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准确地评估。然而，“古人”已经实验过了——可是他们误算了，结果查科峡谷的林地，过了800年还没能复原。雇佣考古学家重现，“古人”的柴火消耗量，比起重蹈覆辙、毁掉将近2600万公顷的土地，划算多了。
不过，新西兰的土著蟋蟀、蜗牛、鹪鹩等小动物也都迅速灭绝了，毛利人自卫或觅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物种中有那么多灭绝了，有的整个灭绝，有的只幸存于离岛上。砍伐森林也许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因素是：毛利人有意或无意地带到新西兰的猎食者——老鼠！就像恐鸟在没有人迹的岛屿上演化，乍遇人类后束手无策一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小动物，它们从未对付过老鼠，遇上老鼠后，当然挡者披靡。我们知道夏威夷和其他先前没有老鼠的海洋岛屿，许多土著鸟种在近代灭绝了，元凶是欧洲人带来的老鼠。举例来说，1962年老鼠终于登上了新西兰大南角岛，3年内就把8种鸟、1种蝙蝠消灭了，或令其数量锐减。难怪许多新西兰土著动物，今天只能在没有老鼠的离岛见到。毛利人带到新西兰的鼠辈，势如破竹，锐不可当，那些离岛成了庇护土著动物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最后，我们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今天，环保人士认为灭绝生物、毁坏栖境的族群犯的是道德罪过。工业社会诋毁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见缝插针，不遗余力，目的在于掩饰杀害他们、谋夺土地的罪行。那么，有关恐鸟与查科峡谷植被的新发现，会不会只是以科学术语包装的种族偏见？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毛利人（新西兰土著）与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不值得我们公平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坏人——环境杀手。是吗？
不只是恐鸟，毛利人到达新西兰的时候，其他现在已经灭绝的鸟类都还活着。几个世纪后，大部分都灭绝了，其中身材比较大的——天鹅以及不会飞的鹅与水鸭——无疑是被猎去当食物。至于巨鹰，毛利人可能是为了自卫才出手的。想想看，那种鹰精于猎杀1—3米高的两足猎物，突然见到不满2米的毛利人，会做什么？即使在今天，猎鹰海东青攻击主人致死的事例，仍偶有所闻；猎鹰海东青与新西兰巨鹰比较起来，无异小巫见大巫，何况新西兰巨鹰早已练就对付两足直立动物的本领。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难找到利用环境的“中庸之道”——持续利用生物资源，不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资源数量剧烈的下滑，与正常的年度动态变化，究竟如何分辨？可能不容易。更难评估的是：我们生产新资源的速率。等到衰落迹象明确了之后，即使对于应变方案众议咸同，也可能因为丧失先机，难以回天。因此，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无法持续经营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能视为道德罪过，而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态问题，没有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他们失败了。那些失败都是悲剧，因为他们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形态崩溃了——族群的生命丧失了。
但是，鹿与恐鸟有很重要的差别。鹿逃避人类猎人，不知已有几万代的经验，可是恐鸟从未见过人类，直到毛利人登陆。当年恐鸟初遇毛利人，可能非常“天真烂漫”，就像今天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动物一样，毛利人大概只需要走上前去，挥棒一击，就得手了。也许恐鸟的生殖率也与鹿不同，由于恐鸟生殖率太低了，只消几个猎人每隔几年到山谷里搜猎一番，恐鸟的生殖率就赶不上了。新几内亚今天还存活的最大哺乳类土著——一种树栖袋鼠（生活在内地的贝瓦尼山脉）——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这种袋鼠在夜间活动，极其“害羞”，又生活在树上，所以比恐鸟难猎多了，而贝瓦尼土著人口也不多。尽管如此，不时的成功猎杀——一组猎人每几年造访一个山谷一次——也足以将袋鼠逼入绝种的境地。由于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难理解恐鸟遭到的命运。
明知故犯造成的悲剧性失败，才是道德罪过。在那一方面，我们美国人与当年的“古人”有两个重大的不同：科学知识与运用文字的能力。我们知道如何估算资源利用速率、资源恢复速率与人口数量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阅读有关过去的生态灾难的报告，“古人”不能。不过，我们这一代继续捕猎鲸鱼，砍伐热带雨林，好像没有人读过毛利人与“古人”的往事。过去，仍然是“黄金时代”，特色是“无知”；现在是“铁器时代”，一厢情愿地视而不见。
因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毛利人消灭了恐鸟，手段至少有三种，一是直接猎杀，一是偷卵，再有就可能是毛利人破坏了恐鸟的栖境。到过新西兰远足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结论难以置信。你见过新西兰（南岛）峡湾（Fiordland）国家公园的旅游海报吗？那儿的深谷，壁立3000米，年降雨量1200毫米，冬季漫长又寒冷。在那里，即使是今天的职业猎人，配备望远镜、来复枪，搭乘直升机，也无法控制山区的鹿群数量。那么，住在新西兰南岛与史都华岛的上千个毛利人，手上只有石斧、木棒，又无交通工具，能把所有恐鸟都消灭了？
根据这个观点，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力量空前的破坏工具，要是重复过去自杀式的生态经营手段，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好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复放映过那一个特定的段子，对无可避免的结果，也从不知道。
最后，考古学家发现的大型遗址，已经超过100个，有些可达十几公顷——毛利人刳剥了大量恐鸟，以土灶烹煮，丢下满地碎骨。恐鸟肉可吃，皮可制衣，骨可制作骨器，例如鱼钩、装饰品，卵壳可当盛水器。在19世纪，从这些遗址挖出的恐鸟骨，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毛利恐鸟猎人遗址出土的恐鸟骨，估计代表10万到50万个个体——新西兰在任何时候，恐鸟族群可能都不到那个数字的1/10。毛利人猎杀恐鸟，怕不下好几个世代。
雪莱的十四行诗《奥兹曼斯迪亚斯》让人同时回想起波斯波利斯、蒂卡尔、复活节岛；或许某一天它将让其他人回想起我们自己文明的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