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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语言形成的过程中，语言学家区分出两个阶段：刚形成的粗糙语言，叫做“洋泾浜语”；后来比较复杂的语言，叫做“克里奥耳语”。殖民者与工人说不同的语言（第一语言），可是因为沟通的需要，学习“洋泾浜语”当作第二语言。双方都继续说第一语言，与自己人沟通：双方通过第二语言彼此沟通，此外，农场上说不同语言的工人，也可以用“洋泾浜语”沟通。
这些例子证明：长尾黑颚猴的警告呼叫，并不是“恐惧或意向的‘非自主性’表现（自然流露）”。它们有外界的指涉，而且可能相当精确。它们都是对象明确的通讯行为，如果发声者关心听众的安危，它发出的讯息比较可能是诚实的，针对敌人它也可能“谎报”。关于动物发声与人类说话之间的比拟，怀疑者还会指出：人类必须学习“母语”，而动物发出的声音，都是天生的，无需学习。不过，长尾黑颚猴自幼年起，似乎必须学习适当的呼叫模式，以及适当的反应，与人类的婴儿一样。婴儿长尾黑颚猴的咕噜声与成年长尾黑颚猴不同。它们的“发音”逐渐改进，大约到了两岁，就与成猴无异（再过两年多，它们才进入青春期）。人类儿童大约要到5岁，语音才能与成人无异；我的孩子4岁的时候，说话仍然不易听懂。可见长尾黑颚猴与人类的语音发展模式是一样的。长尾黑颚猴婴儿对于成猴的呼叫，要到六七个月大才能正确地反应。在那之前，婴儿听见成猴的“蛇呼叫”，可能会跳起来向树上爬——那是听见“鹰呼叫”的正确反应，可是对于“蛇呼叫”，却是自杀反应。直到两岁，长尾黑颚猴才会正确地判断情况、发出适当的警告呼叫。在两岁之前，幼年长尾黑颚猴不仅见到猛雕或冠鹰临头盘旋，会发出“鹰呼叫”，任何鸟飞过头顶，甚至树叶飘落，都可能让它们叫起来。人类儿童也有同样的表现，例如孩子见着了狗，会学着“汪汪”地叫，可是见到了猫或鸽子也那么叫，儿童心理学家认为那是“过度推广”——举一反三过了头。
与正常的语言比较起来，“洋泾浜语”的语音、词汇及语法都贫乏得很。“洋泾浜语”的语音，通常只保留几个语言的交集部分。例如许多新几内亚人觉得英语中的f与v音很难发，而我与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觉得许多新几内亚语里带声调的母音与鼻化音很难发。这些音“洋泾浜语”丢掉了大部分，后来发展出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也不使用。“洋泾浜语”的词汇，主要是名词、动词与形容词，至于冠词、助动词、连接词或介词，不是很少就是没有。语法嘛，早期的“洋泾浜语”主要只有短字串，很少片语，字的顺序并无规律，没有附属子句，没有字尾变化。除了上面谈的贫乏，个别差异是早期“洋泾浜语”的特色，同一个人说的话，不同的人说的话，都富有变异性，简直是语言的无政府状态。
至于“长尾黑颚猴的每种警告呼叫都有特定的外在指涉”：“老鹰呼叫”最能证明这一点。长尾黑颚猴一看见天空展翅盘旋的老鹰，如果那是猛雕或冠鹰，就会发出“老鹰呼叫”，因为长尾黑颚猴常遭猛雕与冠鹰猎食。如果是褐鹰，通常不理会，对黑胸蛇鹰或白背兀鹫，几乎从不理会——它们并不猎杀长尾黑颚猴。在地面上朝天观看，黑胸蛇鹰与猛雕非常相似，都是腹面苍白、束尾、头胸黑色。长尾黑颚猴必然是“赏鸟玩家”，否则很容易送命。
“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洋泾浜语”要是只有成人说，而且不必很正式地说，就会停留在原始的阶段，不会进一步演化。例如有一个叫做挪威俄语的“洋泾浜语”，让俄国渔民与挪威渔民可以在北极圈内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那种通用语整个19世纪都在流通，从未进一步演化，因为它只用在单纯交易的短暂过程中。双方大部分时间都与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几内亚“洋泾浜语”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流传下去，逐渐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复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但是新几内亚大多数孩子，继续跟父母亲学习母语作为第一语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形才改变。
同样的观察，也让地球上的动物学家相信长尾黑颚猴的警告呼叫具有通讯功能。一只长尾黑颚猴落了单，给豹子追了将近一个小时，在整个痛苦的历程中，一直保持沉默。长尾黑颚猴母亲要是身边有子女，发出警告呼叫的次数就比较多，要是身边没有亲人，比较少发出警告呼叫。偶尔长尾黑颚猴会在没有豹子的情况下，发出“豹子！”的呼叫，那是在和其他队群打架打输了的时候。假警报让双方立刻停止，向最近的树木奔去——功能等于“暂停！”讯号，只不过是假的。因此，那呼叫是明显的通讯行为，而不是看见豹子。由于害怕不由自主地叫出来。那呼叫也不是爬树的反射反应，因为呼叫的长尾黑颚猴也许正在爬树，也许正从树上跳下，也许什么事也没做，不可一概而论，视情况而定。
不过，要是有一个世代开始以“洋泾浜语”做母语（第一语言），“洋泾浜语”就会很快地演化成“克里奥耳语”。（后面我会讨论那个世代中哪些成员会以“洋泾浜语”做母语，以及那么做的原因。）那个世代就会以“洋泾浜语”达成所有社会目的，不再只以“洋泾浜语”讨论农场事务，或从事以物易物的交易。与“洋泾浜语”比较，“克里奥耳语”的词汇大得多，语法复杂得多，同一个人说的话，不同的人说的话，也一致得多。“克里奥耳语”可以表达正常语言所能表达的思绪，可是以“洋泾浜语”表达稍微复杂的意念，都得奋斗老半天。也不知怎的，虽然没有语言学院的专家创制明确的规则，一个“洋泾浜语”就扩张并稳定下来，演化成一个严整而完善的语言。
假设从外太空先进文明来了一位动物学家，他观察到：我一看见豹子？就发出“啊！豹子！”这样的尖叫，然后爬上一棵树。这位动物学家很可能也不相信我们人类除了情绪与意向之外，还能表达什么——更不用说什么象征通讯了。为了检验这个假说，那位动物学家必须做实验，以及仔细地观察。要是不管身边有没有人，我总会尖叫，那就支持“情绪/意向表达说”。要是我只在身边有人的时候尖叫，而且只在豹子（而不是狮子）逼近时才发出那种尖叫，那就表示“我尖叫”是指涉外界特定事物的通讯行为。要是那头豹子出现时，我会对我儿子尖叫。可是豹子潜近一个常与我斗争的人，我却保持缄默，那么那位动物学家就会非常肯定“我尖叫”是一种有目的的通讯行为。
这个形成“克里奥耳语”的过程，是语言演化的自然实验，在现代世界中开展过几十次，各不相干。实验场所分布在南美大陆，经非洲到太平洋诸岛；参与实验的劳工，有非洲土著、葡萄牙人、中国人、新几内亚土著：殖民者有英国人、西班牙人、其他的非洲人与葡萄牙人；时间范围至少从17世纪起，直到20世纪。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实验的语言产品，无论有与不足的面相，都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在不足这一面，所有“克里奥耳语”都比正常语言简单，大部分缺乏动词时态与人称的联动变化、名词词格与单复数的变化、大多数介词、与性别有关的变化。在积极的这一面，“克里奥耳语”比“洋泾浜语”在许多方面进步得多：字的次序统一；人称代名词的单复数区别、关系子句、相对的前一时态；以及表达否定、时态、假设、连续动作的助动词。此外，大多数“克里奥耳语”都采取“主词、动词、受词”的顺序，而且助动词位于主动词的前面。
“长尾黑颚猴针对豹子、鹰、蛇发出的呼叫，就是指涉那些动物，或目的是让同伴知道它看见了什么”，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无甚高论。可是批评者比较相信：只有人类才能有意识地发出讯号，指涉外界的物与事。怀疑者认为长尾黑颚猴的警告呼叫，是不由自主的内心情绪宣泄（“可把我吓死了！”），或不由自主的意向表示（“我要爬上树了！”）。我们人类也会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吗？要是我看见一头豹子朝我跑来，即使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我也可能尖叫起来。我们在进行某些体力活动的时候，也会发出咕噜声，例如举起重物。
“克里奥耳语”显得出奇地一致，是哪些因素造成的？语言学家仍然没有定论。就好像你50次从洗好的牌中抽取一打出来，几乎每次总是抽不到红心或方块，但却抽出一张皇后、J牌或两张么点牌。我觉得最可信的解释，是语言学家毕克顿（Derek Bickerton）提出的，他认为“克里奥耳语”有许多相似处，是因为我们控制语言发展的遗传蓝图是相同的。
所以，安波塞利国家公园的长尾黑颚猴至少有10个——暂且这么说吧——“词”，用来表达：“豹子”、“鹰”、“蛇”、“狒狒”、“其他猎食兽”、“陌生的‘人’”、“居高位的同伴”、“低阶同伴”、“观察其他的同伴”以及“看见敌对队群”。不过，任何学者只要宣布：观察到动物的某些行为似乎表现出人类语言的某些元素，就会遭到质疑，因为许多学者都相信人类与动物之间，有一语言鸿沟。他们认为比较简单的假设是：人类是世上惟一拥有语言的物种，不信的人有举证义务。对他们来说，“动物有类似人类语言的沟通能力”是比较复杂的假设，除非有积极证据，否则不应考虑。不过，那些学者用来解释相关现象的假说，经常让我觉得过于复杂牵强，倒不如主张“人类不是世上惟一以语言沟通的物种”，还比较简单、可信。
毕克顿的观点，源自他在夏威夷做的“克里奥耳语”形成研究。19世纪晚期，夏威夷的甘蔗农场雇用过大批外地工人，有中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韩国人、葡萄牙人与波多黎各人。1898年夏威夷被美国兼并后，在那个语言混沌区，一个以英语为基础的“洋泾浜语”，发展成成熟的“克里奥耳语”。移民工人仍然保存自己的母语，他们会说“洋泾浜语”，但是并没有发展、改进它，尽管那个“洋泾浜语”要当作主要沟通工具的话，有许多改进的余地。不过，对于移民的第一代子女，用什么当沟通工具，却是个大问题。即使孩子的父母来自同一族群，他们可以跟着父母学习正常的语言，可是与其他族群的孩子或成人沟通，他们在家里学会的正常语言就毫无用处了。要是父母亲不属于同一个族群，他们即使在家里也只会听说“洋泾浜语”。孩子也没有适当的机会学习英语，因为社会藩篱将他们与说英语的农场主人隔离开来。夏威夷的外籍工人子女，只有“洋泾浜语”这种贫乏的、不一致的语言模型可凭借，却能在一代之内，将“洋泾浜语”自然地扩张成一个严整、复杂的“克里奥耳语”。
很明显，长尾黑颚猴对自己的呼叫，比我们敏感多了。只是听与看，我们对它们的呼叫摸不着一丝头绪，必须录音、分析、再实验，才能发现四种不同的咕噜声——说不定还有更多。赛法斯说：“观察长尾黑颚猴彼此咕噜，就像观察几个人正在谈话，可是我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我们观察不到对于咕噜声的明显反应或回答，因此整个系统显得非常神秘——我是说，直到你重播那些咕噜声之前。”这些发现显示：我们很容易低估动物的呼叫声负载的信息量。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毕克顿访问1900年到1920年在夏威夷出生的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追溯这个“克里奥耳语”的形成历史。那些人与我们一样，在早年获取的语言技巧，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因此他们年纪大了之后，说的话仍然能反映他们年轻时听见的别人说的话。毕克顿在20世纪70年代访问的老人，由于年纪不同，所以可以代表那个“洋泾浜语”转变成“克里奥耳语”过程中的不同切片。因此，毕克顿能够做出结论：整个过程大约在1900年开始，1920年完成，创造新语言的人，是当年正在牙牙学语的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