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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好几组科学团队，使用人工语言，花许多年时间训练捕获的大猩猩、黑猩猩与波诺波猿，例如用塑胶片（不同形状、尺寸、颜色的塑胶片代表不同的字），或聋人用的手语，或打字机键盘（每个键上有一个不同的符号）。这些动物都学会了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符号的意义，而且有一头波诺波猿，学者最近观察到它似乎懂得许多英语口语（尽管不会说）。研究那些受过训练的猿，至少透露了：它们具有的智力足以掌握大量词汇，因此我们难免怀疑它们在自然栖境中，已经演化出那样庞大的词汇。
我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次听到新美拉尼西亚语的时候，对它嗤之以鼻。它听来像是孩子话，又臭又长又不合文法。可是我以我自以为是的孩子话说英语，却发现当地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假定新美拉尼西亚语中的字，与英语中的同源字意思相同，结果这个假定导致了可怕的后果。例如我不小心推挤了一位妇人，于是当着她先生的面向她道歉。哪里知道在新美拉尼西亚语中“pushim”的意思，并不是英语中的“push”（推），而是“性交”。
不幸的是，野地黑猩猩或其他猿类的声音传讯，从来没有人运用研究长尾黑颚猴的方法研究过，因为有实际的困难。长尾黑颚猴队群的地盘，通常直径不过600公尺，可是黑猩猩就有几公里了，在野外搬运、安排各种器材，非常困难。研究动物园中的黑猩猩，也无法克服那些实际的困难，因为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不是自然的族群，每一头可能都是从不同地点抓来的。本章后面我会讨论到，从非洲不同地点抓来的“黑人”，本来说不同的语言，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当奴隶，最后他们也能相互沟通，使用的媒介是一种极为粗糙的“语言”，没有文法可言——只是形似人类语言罢了。同样地，动物园里的黑猩猩，也必然不能完整表现野地黑猩猩以声音沟通的本领。总之，切尼与赛法斯夫妇研究野地长尾黑颚猴的方法，还没人用来研究野地黑猩猩，因此我们对于黑猩猩以声音沟通的本领，所知极为有限。
新美拉尼西亚语像英语一样，有严谨的文法规则。它是种柔顺的语言。你想说什么都成，能用英语说的，也能以新语说出来。你甚至可以表达不容易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举例来说，英语代名词“we”（我们），事实上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包括听者，一种不包括听者。新美拉尼西亚语用两个代名词（yumi与mipela），分别两种“我们”。我使用了几个月新美拉尼西亚语之后，再与使用英语的人交谈，每当他说到“we”（我们），我就不由得想：他说的“we”（我们）究竟包不包括我？
不过，研究长尾黑颚猴大概不可能发现动物声音传讯的极限，因为可能表现出那些极限的，是猿类，而不是猴类。虽然黑猩猩与大猩猩发出的声音，听在我们耳里，不过是咕噜声与尖叫声，没有什么特别的（别忘了长尾黑颚猴的警告呼叫，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才分辨出来的）。即使是人类的语音，不熟悉的人听来，也像是含糊的声音。
新美拉尼西亚语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及柔顺的特性，有词汇的原因，也有文法的原因。它的词汇以一组数量不多的字为核心，核心字的意义随语境变化，并可作比喻性的衍义。例如“gras”，既是英语中的“grass”（草），也可衍义成“头发”。
我们很难分辨动物的声音，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要想想我们也很难分辨人类的语音，就明白了。婴儿呱呱坠地，头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模仿身边大人的语音。长大后，我们对不熟悉的语音，仍感到难以分辨。我中学学过4年法语，可是我听懂法语的本领，比起在巴黎长大的4岁小孩，差得远了，简直令人羞惭。但比起新几内亚莱克斯平原的依瑶语（Iyau），法文就容易多了，依瑶语中一个母音可能有8个不同的意义，视声调而定。声调微小的变化，可以让一个依瑶字，意义从“岳母”变成“蛇”。不用说，要是谁把自己的岳母叫成蛇，无异找死，那里的孩子从小就学会分辨声调的变化，并视语境发出适当的音——即使一个职业语言学家，全心全意学习依瑶语，几年之后，仍然不易掌握他们的语调变化。我们学习不熟悉的人类语言都有那么大的困难，更别说辨认其他动物的呼叫词汇了。
新美拉尼西亚语的文法看似简单（其实不然），是因为它缺乏某些规则，而以绕圈子的办法表达意思。它缺的包括一些似乎不可或缺的文法项，如名词的复数形式与词格、动词的词尾变化、动词的被动态以及大多数介词与动词时态。然而，在许多其他方面，新美拉尼西亚语先进的程度，孩子话与长尾黑颚猴呼叫声远远比不上，例如它有连接词、助动词与代名词，它还有表达动词情态与面相的各种方式。它的音素、音节与字构成井然的层级组织，与正常、复杂的语言一样。它也容许以片语、句子建构层级组织，所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政客，能以新美拉尼西亚语发表竞选演说，其架构之复杂曲折，可与托马斯·曼的德文散文媲美。
至于第二个问题，词汇的数量，据我们目前所知，即使是“最先进的”动物种，词汇的数量也很小，与我们根本不能比。在英语国家，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1000个单词。我书桌上的简明英文字典，搜罗了14多万个单词。但是长尾黑颚猴只有10种不同的呼叫——我得提醒读者，长尾黑颚猴可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哺乳动物。动物与人类的词汇数量，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数量不见得准确地反映了差异的程度。还记得学者花了多少时间才分别出长尾黑颚猴的“警告呼叫”吗？直到1967年，学者还不知道这些寻常的动物有什么具有特定意义的呼叫声。要不是借助机器分析，最有经验的长尾黑颚猴观察者也分辨不出好几种呼叫声：即使借助机器分析，那10种呼叫中仍有几种还有待证实。很明显，长尾黑颚猴（以及其他动物）可能还有许多呼叫，只是我们分辨不出罢了。
起先，我以为新美拉尼西亚语是人类语言中的怪胎，尽管是个可爱的怪胎。由于英国船18世纪初才经常停靠新几内亚，因此新美拉尼西亚语问世还不到两百年。但是我假定这种语言是从“孩子话”发展出来的——当年到新几内亚殖民的人认为土著无法学会英语，就以“孩子话”和土著说话，我这么猜想。结果我发现，与新美拉尼西亚语结构相似的语言，世界上有几十种。它们在全球各地分别独立发展，词汇大部分借自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马来语或阿拉伯语。它们出现的环境，主要与大农场、市集、贸易站有关。因为在那些地方，操不同语言的人会聚一堂，沟通的问题急需解决，可是当地的社会环境又不容许大家学习对方的语言。许多例子可以在赤道美洲、澳大利亚，赤道上的加勒比海岛屿、太平洋岛屿、印度洋岛屿上发现——欧洲拓垦者在当地移入了远道而来的工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其他欧洲殖民者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或非洲人口已经稠密的地区设立堡垒或商栈。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长尾黑颚猴的“豹子呼叫”，究竟是一个“词”（“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它们……”）？一个“叙述句”（“来了一头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一个“惊叹句”（“注意！一头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来了！”）？一个“动议”（“大伙爬上树，或采取必要措施，以躲开那头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目前，我们还没有清楚的答案，也许是其中之一，也许包含上述几种功能。同样地，我的儿子马克斯1岁时说出“juice”（果汁）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兴奋，我非常骄傲，认为那是他最早说出的字。不过，对于马克斯，那个单音节的juice（果汁），不只是表示他正确地指出了某种具有特定性质的外界事物，而且是用来提出“动议”的：“我要果汁！”等到他再长大一些，才会加上更多音节（“给我果汁！”）分别“词”与“动议”。没有证据显示长尾黑颚猴到达过那一阶段。
占支配地位的殖民者与输入的工人或当地土著之间，有坚固的社会藩篱，使前者不愿、后者不能学习对方的语言。通常殖民者蔑视当地人，但在中国，这种轻蔑是相互的：当1664年英国商人在广州设立商栈时，中国人通过学习外国人的语言或教外国人汉语不再轻蔑外国人，正如英国人会跟着未开化的人学习汉语或教他们汉语不再鄙视他们一样。即使没有那些社会藩篱，工人也没有多少机会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因为工人的数量比殖民者多许多。另一方面殖民者也发现学习工人的语言非常困难，因为工人来自不同部族，语言也不同。
首先，关于“词”的问题，至少我们很清楚：长尾黑颚猴每一种呼叫，都指涉一类特定的外在危险。当然，那并不是说：长尾黑颚猴的“豹子呼叫”传达给同伴的讯息，与“豹子”传达给动物学家的一样（某一个特定生物种的成员）。科学家已经知道，长尾黑颚猴不只看见豹子会发出“豹子呼叫”，其他两种常见的肉食猫科动物——野猫与山猫——也会让它们发出“豹子呼叫”。因此，“豹子呼叫”即便是个“词”，它的意思也不是“豹”，而是“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它们可能会攻击我们，攻击的手法相同，躲避它们最好的办法，是爬上树去”。然而，许多人类的“词”，也是这么使用的——有同样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鱼类学家或狂热的渔人，因此“鱼”这个字，是把它当总名来用的——凡是在水中游泳的动物，只要冷血、有鳍、有脊柱，而且说不准可以吃的，我们都叫做“鱼”。
大农场或市集成立后，简化的、稳定的新语言于是从混乱的语言环境里产生了。就以新美拉尼西亚语为例吧。大约在1820年，英国船开始造访新几内亚东方的美拉尼西亚诸岛，掳岛民到（澳大利亚）昆士兰与中国台湾的甘蔗农场做工，在那里说不同语言的工人一起劳动。在这一情形中，不知怎的就出现了新美拉尼西亚语。它的词汇有80％来自英语，15%源自托来语（Tolai，一种美拉尼西亚语，在工人中，说这种语言的人占的比例颇高），其余的是马来语及其他语言。
到目前为止，我讨论长尾黑颚猴的呼叫，粗略地应用了人类的概念，例如“词”与“语言”。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比较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的声音通讯。具体地说，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长尾黑颚猴的呼叫可以当作“词”吗？动物的“词汇”有多大呢？哪一种动物的呼叫有“文法”，因此可以算是“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