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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的伦理准则将动物与人类分别对待。因此，现代主张“灭族屠杀”的人，例行地将遇难者比作畜生，杀害畜生怎么会有罪？纳粹把犹太人当作低于人类的虱子（吸血寄生虫）；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拓垦者，言谈间把当地的穆斯林叫作“鼠辈”；“文明的”巴拉圭人把印第安土著看作带狂犬病病媒的老鼠；南非布尔人叫南非土著“狒狒”；尼日利亚受过教育的北方人把伊博族看作不配当人的寄生虫。英语中，有许多动物名字都可以用来贬抑人类：猪、猩猩、母狗、狗杂种、牡牛、老鼠、猪猡云云。中文也不乏其辞。
图12
澳大利亚白人消灭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以上三种借口都用上了。不过，美国人只消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案例上——美国白人消灭印第安人（尽管不算彻底）——就能对“合理化”的过程产生比较透彻的睿见。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使那段历史显得“合理”。我们采取的态度，大致如下：首先，我们不怎么讨论印第安人的悲剧——例如，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发生的“灭族屠杀”，讨论得太少了。反而南北战争被视为美国的国家悲剧。果真我们想起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了，我们却认为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好像是上古史。同时，我们以军事语言为那段历史定了调，例如伤膝谷之役，征服西部，云云。在我们的眼中，印第安人好战、凶暴，即使对“自己人”（其他的印第安部落）也不例外，精于伏击，天性反复。印第安人以野蛮行为著称，尤其是他们独特的折磨俘虏的方式，以及剥敌人头皮的作风。他们人数少，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猎人，特别喜欢猎野牛。1492年，美国的印第安人，传统的估计一向绕着“100万”这个数字打转。现在美国的人口超过2.7亿，“100万”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因此白人最后占据这块“空旷”的大陆，显然是天命不可违。许多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和其他疾病（而不是死于白人的屠杀）。以上的态度，美国历史上许多令人景仰的总统，自华盛顿以来，都奉为指导原则，以制定印第安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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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听来合理的借口，奠基于变幻的历史事实。军事语言意味着成年男性战斗人员之间的堂堂对阵。实际上，白人（往往是平民）常用的战术是偷袭，印第安村落或营地中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格杀。白人殖民美国的第一个世纪内（16世纪），政府悬赏鼓励半职业杀手对付印第安人，按头皮数量计酬。当年的欧洲社会，至少与印第安社会一样的好战、残暴。读读历史吧，欧洲史上叛变、阶级战争、暴力、合法地对付罪犯的残暴手段、全面战争（包括毁坏农作物与财产），罄竹难书。折磨囚犯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一门艺术，花样不少，什么开膛破肚、大卸八块，火刑，拉肢刑等，数不胜数。而北美洲印第安人在西方人登陆之前，人口究竟有多少？学者的估计因人而异。最近提出的合理数字是1800万——美国的白人在184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虽然美国有些印第安人是半游牧的猎人，也不实行农耕，但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大多数以农业为生计，形成定居的村落。疾病很可能是消灭印第安人口的主凶，但是有些疾病是白人故意施放的病媒造成的，而且没死于疾病的印第安人，可能死于白人更直接的手段。直到1916年，最后一位印第安人（雅希族的伊希）才死掉。消灭这个部落的白人，出版过回忆录，以坦白的笔触，毫无愧疚的口吻，叙述了当年之事，该书19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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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美国人将白人对抗印第安人的故事美化了，将它想象成成年男子骑士间的战争，美国一方由骑兵与牛仔领军，而对垒的印第安人则是凶猛的野牛猎人，实力强大。比较正确的描述，则是农民战争，一个文明的定居农民族群消灭了另一个。1836年，墨西哥军队攻陷阿拉莫，约200人死难，成为引爆美墨战争的导火索；1898年2月，美国海军“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下沉，死难260人，引爆西美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2200人死亡，美国正式参与世界大战。在课堂上，这几个改变历史的事件，还能引起我们的愤慨。可是这几个死亡数字，比起我们屠杀的印第安人，简直微不足道。事实上，我们连我们干下过那样的事都忘了。我们重写历史——就像许多现代族群一样——以化解“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之间的冲突。解决方案是：以自卫为借口，推翻伦理原则，并将受难者视为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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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族屠杀”有一个特征，对于我们防止悲剧重演，有十分实际的意义：那就是“灭族屠杀”对于杀人者、遇难者与第三者的心理影响。我们重写美国历史，是那种心理影响的产物。最令人不解的问题，涉及“灭族屠杀”对于第三者的影响，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无影响”。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或许会认为：还有更令人惊恐的事件吗？有意地斩杀大量人口的行动，当然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事实不然。“灭族屠杀”很少吸引其他国家的公众目光，招致外国干涉的，简直绝无仅有。我们有谁注意过1964年发生在桑给巴尔岛的屠杀（黑人屠杀穆斯林），20世纪70年代巴拉圭发生的屠杀印第安人事件？
图10
我们对以上两个“灭族屠杀”以及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其他案例，都“没有反应”，因此，在我们心头意象鲜明的两次“灭族屠杀”，反倒需要解释：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印象没有纳粹暴行来得鲜明）。这两个事倒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与我们忽视的“灭族屠杀”不同。第一，受难者是白人，其他的白人会“感同身受”；第二，凶手曾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我们受的教育鼓励我们仇恨他们，把他们当作恶魔（尤其是纳粹）；第三，美国有一些幸存者，非常善于沟通，并能动员各种资源，创造时势，强迫我们记住他们的族人遭过的磨难。换言之，要不是一组特殊条件组成的情境，引起了第三者的注意，特定的“灭族屠杀”事件才不会引起公众的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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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必须达到多少才算“灭族屠杀”，而不只是“谋杀”？这的确不好回答。澳大利亚的白人杀害了5000名塔斯马尼亚岛民，在美国，殖民者1763年杀死了最后20名萨斯奎哈纳（Susquehanna）印第安人。我们可以因为只死了20个人而不把它当作“灭族屠杀”吗？萨斯奎哈纳族的确灭绝了呀！
美国北加州雅希族印第安人最后一名幸存者。伊希这张照片是1911年8月29日拍的，那一天他从躲了41年的峡谷中走出来。他的族人大部分都在1835—1870年被白人移民杀害了。1870年，16名死里逃生的雅希族人逃到深山里躲了起来，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到了1908年11月，只有4人还活着。他们被土地测量人员撞上，居住营地给毁了，工具、衣服与储粮全都被“没收”了，结果只有伊希一人活了下来，他的母亲、姐姐与一位老人都死了。伊希一人过了3年，直到受不了了，才出面“自首”。最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物馆雇佣了他。1916年，伊希死于肺结核。
虽然“灭族屠杀”的核心意义是“集体屠杀”，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争论如何更精确地定义“灭族屠杀”。现在媒体上使用“灭族屠杀”这个词，往往太不经意，我们听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即使这个词的意思限定在“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仍有疑义。这儿就是一些：
第三者漠然以对的奇异态度，也表现在政府的反应上，毕竟，政府的行动反映了集体的人类心理。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宣布“灭族屠杀”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可是联合国从未采取认真的对策，以防止、阻止或惩罚“灭族屠杀”的行动。事实上，孟加拉、布隆迪、柬埔寨、巴拉圭与乌干达发生“灭族屠杀”之初，联合国就接获了告发。在乌干达总统阿明的恐怖统治高峰，联合国接获告发，秘书长却要求阿明自行调查。美国甚至没有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为了进一步了解塔斯马尼亚岛民与澳大利亚土著的灭绝（屠杀）事件，我们必须将它们放进历史脉络来观察。请参阅以下三页的世界地图，那是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可以考察的“灭族屠杀”事件。这些地图让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如何定义“灭族屠杀”？被害人必然属于特定群体，毫无疑问。“属于特定群体”的事实，是被害人被害的原因。至于被害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而“特定群体”有什么属性呢？“种族”这个词，很容易引起误会。由于没有更适当的词，我们暂且使用这个词。首先要声明的是：“种族”、“人种”在生物学上没有精确的意义，在生物学的分析上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在实际中更无法找出科学标准。“种族”、“人种”都是“常识”名词。其次，所谓“灭族屠杀”，涉及的不只是常识中的“种族”、“人种”（如澳大利亚白人杀害“黑人”），有时指特定“国家”、“民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卢旺达与布隆迪的黑人胡图族与图西族互相屠杀），以及“宗教”（最近几十年来，黎巴嫩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互相仇杀）和“政治”。
对进行中的“灭族屠杀”漠然以对，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困惑，难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不能发现？不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各地发生的“灭族屠杀”，许多大众传媒都有详细的报道，其中有孟加拉、巴西、布隆迪、柬埔寨、东帝汶、赤道几内亚、印尼、黎巴嫩、巴拉圭、卢旺达、苏丹、乌干达、桑给巴尔岛等地。（孟加拉与柬埔寨的死难人数，都达到百万。）举例来说，1968年，巴西“印第安人保护署”，700名公务员中的134位，被司法部起诉了，内政部长主持记者招待会，公布他们的罪行：消灭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起诉书长达5000多页，列举了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炸药、机枪、掺砒霜的糖，以及天花、流感、肺结核、麻疹病媒；绑架印第安人儿童当奴隶；土地开发商雇佣职业杀手。起诉书的内容在美国与英国的传媒上都披露了，可是没有激发多少反应。
今天，澳大利亚白人面对他们的谋杀历史，态度各有不同。虽然政府的政策以及许多白人私下表达的态度，是逐渐同情土著，其他的白人否认了灭族行动的责任。举例来说，1982年，澳大利亚主要新闻杂志《公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愤慨地否认白人消灭了塔斯马尼亚岛民。根据他的说法，事实上，到塔斯马尼亚岛上拓垦的白人是爱好和平、品格高尚的人，而塔斯马尼亚岛民则阴险狡诈、嗜杀成性、好战、肮脏、结巴、满身是寄生虫，还给梅毒搞得面目全非。还有呢，他们不懂得照顾婴儿，从来不洗澡，而且还有令人恶心的婚姻风俗。他们灭绝了，是因为不懂得卫生，加上自寻死路的死亡意志，又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与白人拓垦者发生冲突，然后灭绝了，纯属巧合。一点没错，塔斯马尼亚岛上发生过大屠杀，可是那是土著杀白人，而不是白人杀土著。另一方面，白人拓垦者武装只为自卫，而且不怎么会使用枪械，他们一次杀的土著数量，从来没有超过41个，云云。
也许你因此会下结论：大多数人对于其他人遭遇的不公不义，不是毫不在意，就是觉得事不关己。这当然是理由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完整。许多人热切地关心某些不公与不义，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可是为什么“灭族屠杀”不能引起同样的关切？1972年，布隆迪幸存的胡图族痛切地向“非洲统一组织”提出了这个问题（遭到图西族屠杀的胡图族人数，估计在8万到20万之间）：“图西族的种族隔离政策，比南非的强暴，比葡属几内亚的惨无人道。在世界历史上，除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没有比得上的。可是非洲同胞保持沉默，非洲各国领袖照样接待刽子手米孔贝罗（布隆迪总统/图西族），热情地与他握手，待他如兄弟一般。各国的领袖阁下，如果您想帮助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安哥拉、莫桑比克与葡属几内亚的非洲同胞，让他们从白人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您无权坐视非洲人谋杀非洲人……您要等到布隆迪的胡图族被杀光之后，才愿意出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