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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近几十年学者已经在田野调查中记录了许多——尽管不是全部（当然！）——动物的杀戮行为。如果杀害邻居或比邻的队群，就能够夺取它（们）的地盘、食物或雌性，也许是有利的行为。但是攻击者也冒着风险。许多动物缺乏杀戮同类的工具，有工具的，有些又避免使用。以成本/效益分析谋杀行动，也许会令读者觉得恶心，但是这种分析却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谋杀似乎只有某些动物才会干？而不是所有的动物？
根据罗伦兹这个心理学论证，现代人比较容易搞“灭族屠杀”，但是我不那么肯定。“灭族屠杀”的事例，史不绝书，现代史上不见得比较多。只不过古人没有精良的武器，不能制造骇人听闻的伤亡数字。为了进一步了解“灭族屠杀”，我们必须探讨杀戮伦理，暂且放下日期、数字等史实。
经常有人说：所有动物中，人类是惟一会杀害同类的物种，这是真的吗？举例来说，著名的奥地利动物行为学家罗伦兹（Konrad Lorenz），1963年出版《论侵略性》（On Aggression），主张动物的“侵略本能”会受“抑制本能”的制衡，避免导致谋杀的结局。但是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侵略/抑制”的平稳状态——罗伦兹假定——由于武器的发明而失衡：我们天生的“抑制本能”，不足以节制新增的杀戮力量的冲（蠢）动。许多流行作家都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独有的嗜杀物种，是演化的变态，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杀戮冲动几乎一直受到道德的约束，应无庸议。令人困惑的是：杀戮冲动是怎么解放的？
即使我们以定义与动机的理由，剔除那些引起争议的“灭族屠杀”，还是有许多没有异议的事例。现在让我们从其他动物下手，看看“灭族屠杀”的自然史究竟有多悠久。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将世上的人分别为“我们”与“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许多类，在语言、长相、风俗习惯上，彼此不同，也与我们不同。其实我们早已通过书籍与电视知道这个事实，许多人还到远方旅行过，有直接的异文化经验，所以正经八百地指出这个事实，似乎令人啼笑皆非。对于生活在过去世界中的人——在第十三章描述过——我们难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心态，但是请读者别忘了，我们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脱离那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在那个世界中生活过几百万年，我们的基本心理机制是在那个世界中演化出来的。我们与黑猩猩、大猩猩，与社会性的肉食动物一样，基本的生活社群是队群，在自己的地盘上生成教训，不容“外人”越界。每个人所认识的世界，既小又单纯：“世上‘只有几种’他们”，就是接壤的邻居。
种族或宗教迫害，是我们还没有讨论的动机。虽然我不认为我了解纳粹心态，纳粹屠杀吉卜赛人，也许是颇为“纯粹的”种族偏见作祟，而屠杀犹太人，则杂糅了宗教与种族动机。宗教动机造成的大屠杀，罄竹难书。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夺回圣城耶路撒冷，把城中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全杀了。1572年法国天主教徒屠杀新教徒。当然，出于土地、权力的竞争与寻求代罪羔羊的需要，若掺入宗教与种族因素，很容易爆发不可收拾的大屠杀。
举例来说，直到最近，每个新几内亚部落仍然与接壤的部落，一直维持着战争和联盟的循环模式。在那里，一个人走入另一个河谷，不是友好访问（不见得没有危险），就是突袭，而以“朋友”身份穿越一系列河谷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对待同胞（“我们”）的社会/伦理规范，不适用于“他们”——就是那些与“我们”接壤，却难以理解的人。我在新几内亚调查，必须穿越许多河谷，可是大家都警告我：下一个河谷会碰上极为原始、恶毒的食人族。然而这些“友善的朋友”，离开石器时代也不过10年，他们仍保留食人习俗。即使20世纪的芝加哥黑社会老大艾尔·卡彭，也知道雇佣外地杀手到城内“执行任务”，让那些杀手觉得“目标”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同胞）。
在以上的例子中，被害人可以被视为加害人的眼中钉、心头刺，因为涉及土地或权力的竞逐。在另一个极端，加害人由于深刻的挫折感，而找无助的弱势族群出气——就是拿他们做代罪羔羊。犹太人在14世纪遭基督徒屠杀，因为黑死病爆发，他们被指控散播病媒；20世纪初遭俄罗斯人屠杀，成为政治问题的代罪羔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乌克兰人屠杀，乌克兰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犹太人成为代罪羔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纳粹屠杀，作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代罪羔羊。1890年，美国第七骑兵队在伤膝谷屠杀了几百名苏族印第安人，因为14年前苏族在小比格霍恩战役中反击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队，没留下一名活口。
在古希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部落地盘观念已经扩展了。已知的世界比较大，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希腊人与“他们”野蛮人（barbarian）对抗的基本模式，并没有什么变化。希腊人所谓的barbaroi（英文barbarian的字根），本意只是“不是希腊人的陌生人”。埃及人与波斯人，文明水准与希腊人的无异，仍然算barbaroi，行为的典范，不是我心如秤，人人平等，而是袒护朋友，惩罚敌人。雅典作家色诺芬（Xenophon）非常仰慕居鲁士（Cyrus），对他致以最高的赞颂。根据色诺芬的描述，居鲁士慷慨地回报朋友，并残酷地报复敌人（例如挖出敌人的眼睛，砍敌人的手）。
也许“灭族屠杀”最常见的动机，是占军事优势的族群图谋弱势族群的土地，可是遭到抵抗。例子太多了，澳大利亚白人屠杀土著，欧洲人在美洲屠杀印第安人，阿根廷人屠杀阿劳坎印第安人，南非的布尔人（欧洲移民后裔）屠杀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等等。另一个常见的动机，通常发生在“多元社会”，由于长期的权力斗争，其中一个族群企图以“最后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另一个族群。涉及不同“民族”的案例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在1962—1963年屠杀图西族；布隆迪的图西族在1972—1973年屠杀胡图族：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Croat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塞尔维亚人（Serbs）；大战结束后塞尔维亚人屠杀克罗地亚人；1964年桑给巴尔岛的黑人屠杀阿拉伯人。不过，加害人与受害人也可能是同一民族，但是政治观点不同。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灭族屠杀”事件，就是这一种，估计在1929—1939年死亡2000万，在1917—1959年死亡6600万。1965—1967年，印尼政府杀了几十万华人。
人类与鬣狗一样，行为上有双重标准：“不可伤害同胞”相对于“只要没有风险，不妨杀害敌人”。根据这种二分法，“灭族屠杀”可也，无论这种二分法是遗传的动物本能，或是人类独有的伦理准则。我们都在童年学会分辨其他人的判断标准，将人分成两种：一种必须尊敬，一种不妨轻蔑。我还记得在新几内亚高地戈罗卡机场（Goroka）的一幕。我的田野助理是图达惠族的，他们穿着破裂的衬衫，光着脚，不自在地站在一个白人旁边。那个白人胡子没刮、澡也没洗，带着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头上的帽子皱得不像话。他向我走来，还没开口嘲笑那些图达惠族呢（“那些黑鬼才不配治理这个国家呢，100年都不成！”），我的心头就响起了这些声音：“你这澳大利亚土佬，滚回家吃羊粪吧，干吗在这里现世！”瞧瞧，这就是“灭族屠杀”的范本：我蔑视那个澳大利亚佬，他蔑视那些图达惠族，根据的都是一眼可以看出的集体特征。
“灭族屠杀”很难捉摸，无论就动机而言，还是定义。虽然好几个动机可以同时作用，可是把动机分成4个不同类型，有助于我们的分析。第一、第二种涉及土地或权力的冲突，无论是否以意识形态修饰。第三、第四种则不怎么涉及土地或权力的冲突，主要的冲突在意识形态与心理方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以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差别待遇），作伦理准则的基础，越来越显得不合适。而且，还兴起了一种局势，至少口头上承认“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待所有的人，都“吾道一以贯之”。“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准则”绝不相容。
有些“灭族屠杀”，不是被害人挑衅造成的，例如纳粹杀害犹太人、吉卜赛人：加害人不是为了报复。不过，有许多例子，“灭族屠杀”是一连串相互仇杀的“最后一役”。要是挑衅行动引发了不成比例的大屠杀，那么我们如何分辨寻常的“报复”与“灭族屠杀”呢？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Setif），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活动，发展成种族暴动，阿尔及利亚人杀死了103名法国人。法国的反应残酷得很：以飞机轰炸44个村落，一艘巡洋舰炮轰海岸的城市，平民突击队发动报复性的大屠杀，军队也开枪杀人，不分平民还是战斗人员。结果，根据法国的数字，阿尔及利亚死亡了1500人，阿尔及利亚政府宣布的数字是50000人。对于这一事件的诠释，双方也不同：法国人认为是镇压叛乱，阿尔及利亚方面，则是“灭族屠杀”。
尽管不相容，无数干下“灭族屠杀”的现代人物，对自己的“功业”却能毫无顾忌地夸口。阿根廷的罗卡将军无情地消灭了阿劳坎印第安人，打开了彭巴草原供白人拓垦，解决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问题。阿根廷人感戴不已，于是选他当总统（1880—1886）。今天的“灭族屠杀”者如何从伦理冲突中脱身呢？他们依赖三种让“灭族屠杀”看来“合理”的办法，全是同一个心理旋律的变奏：责怪被害人。
关于“本意”在“灭族屠杀”中的角色，有一份诚实得不寻常的声明，是由巴拉圭政府发表的，因为瓜亚基印第安人灭绝（遭到奴役、虐待、剥夺食物与医药、屠杀），巴拉圭政府被控为共犯。巴拉圭国防部长面对指控，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人有意消灭瓜亚基人，“虽然有被害人与加害人，可是没有‘意图’，那是‘种族灭绝’罪名成立的第三要素。既然没有‘意图’我们就不能说什么‘种族灭绝’了”。巴西驻联合国大使，面对外界指控巴西政府对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族群实行“灭族屠杀”，也以同样的理由反驳：“根本没有界定‘种族灭绝’的恶意与动机，构成本案的罪行，完全出于经济动机，犯下罪行的人完全是为了谋夺被害人的土地。”
首先，大多数信奉普遍伦理准则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有权“自卫”。这是个有用的办法，非常有弹性，因为激怒“他们”的手段很多，可以让他们表现出让“我们”必须“自卫”的行为。举例来说，塔斯马尼亚土著在受到伤害、绑架、强暴、谋杀之后，估计在34年之间杀害了183个白人拓垦者，为白人制造了“灭族屠杀”的借口。（其实土著的死伤远超过白人。）甚至希特勒都以“自卫”为借口，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精心安排了一个德国边界岗哨遭到波兰军攻击的事件，正如日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而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如果大批民众因为冷酷的行动而死亡，可是那些行动的本意不在杀死他们，那算“灭族屠杀”吗？精心策划的“灭族屠杀”，包括澳大利亚白人干掉塔斯马尼亚岛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杀害亚美尼亚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杀害犹太人。在另一个极端的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南各州的乔克托族、切罗基族、克里克族印第安人被迫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结果许多印第安人死在途中，那不是美国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签署命令的本意，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印第安人被迫在冬天迁徙，没有给养，所以饥寒交迫，他们许多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背负着“正确”的宗教、种族或政治标签，或自认为代表进步或文明的新境界，是第二个传统的借口，那些“站在错误的一方”的人，对他们怎么样都可以，包括“灭族屠杀”。1962年，我到慕尼黑访问，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还向我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侵入俄国，因为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他说的仿佛天经地义似的。我在新几内亚法克山，雇佣了15位土著当田野助理。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没有差别，但是最后他们向我解释谁是穆斯林，谁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或穆斯林）为什么简直不是人。人间的敌意，似乎有个普遍的倾向：拥有先进冶金技术的有文字族群（例如非洲的白人殖民者），蔑视牧民（图西族，霍屯督人），牧人蔑视农民（胡图族），农民蔑视游牧民或狩猎采集族群（俾格米人，南非布须曼）。
“灭族屠杀”一定得是政府干的吗？私人干的不算？社会学家欧文·霍罗威茨（Irving Horowits）认为私人行动只是“暗杀”，而“灭族屠杀”是“国家机器结构性地与系统性地毁灭无辜的人民”。不过，“纯粹的”政府行为与“纯粹的”私人行为（巴西土地开发公司雇佣印第安人杀手）之间，并无鸿沟，其实是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领域。在美国，政府军队与一般公民都会杀害印第安人。杀害北尼日利亚伊博族的，是街头暴民与政府军队。1835年，新西兰毛利人梯·阿提阿瓦成功地搞到了一艘船，载着装备与武士，登陆查塔姆群岛（Chatham Islands），杀害了300个岛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ris，另一个波利尼西亚族群），奴役幸存者，占据了各岛。根据霍罗威茨的定义，这个例子与许多其他类似的精心策划的灭族行动，都不能算“灭族屠杀”，因为那些部落没有现代国家的工具（官僚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