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印欧语系扩张的故事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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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线索，来自重建的古印欧语词汇。我们已经讨论过，重建的词汇中，包括了在公元前4000年大家熟悉的事物，却没有直到公元前2000年大家才知道的事物，我们追溯古印欧语族兴起的年代，这样的讯息非常有帮助。我们找寻古印欧语族的家乡，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吗？古印欧语词汇中有指涉“雪”的词根（与英语中的snow很接近），显示它的家乡在温带，而不在热带。词汇中的动、植物，大多数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的温带，所以对确定家乡的纬度有帮助，但是经度仍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古印欧语词汇透露的最有力的线索，是它没有的，而不是它有的：许多农作物的名字，它都没有。说古印欧语的族群，有些从事农耕，殆无疑问，因为他们的词汇中有犁、镰刀。但是我们只发现了一种谷物的名字（难以确定是哪一种谷类）。相对地，我们重建的原班图语（非洲），以及原南岛语（东南亚），就有许多农作物的名字。原南岛语的历史比古印欧语还要长，所以南岛语族丧失祖先的作物名字，更有可能。然而现在的南岛语中，祖先给农作物取的名字，反而保留下来的比较多。因此，说古印欧语的族群，也许实际上没种过几种庄稼，他们的子孙后来迁移到农业地带后，不是自己发明了农作物的名字，就是采借了其他族群的起名字。

但是那个结论其实让我们面对了一个双重疑问。首先，公元前3500年前，农耕在欧洲与大部分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主流产业。这个事实限制了古印欧语家乡的可能地点：它必然在一个不寻常的地方，也就是农耕不是主要产业的地方。第二，一个不依赖农业的族群，为什么能够扩张？班图语族和南岛语族能够扩张，主要因为他们是农人，仗着人多占领了狩猎采集族群的家园，成为支配族群。而古印欧语不是地道的农耕族群，所以他们攻占了农耕族群的领土，改变了语言地图的历史功业，是“颠覆了历史常规”，有那回事吗？因此，我们非得认真问答“为什么古印欧语族能够改变语言地图”这个问题不可，不然，他们的发源地问题就无法解决。

在文字还没有发明以前，欧洲发生过两次——而不是一次——经济革命，影响非常深远，要是语言地图因而重划，也是自然的事。第一次是农牧业传入——大约1万年前农牧业在中东萌芽，到了8500年前，由土耳其传入希腊，然后北传斯堪的纳维亚，西传英伦。农牧业使人口大幅度增长，传统的狩猎采集产业比不上。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蓝富禄（Colin Renfrew），最近发表了一本书，教人要好好动动脑筋。他主张：当年从土耳其出发，到欧洲殖民的农人，就是说古印欧语的族群，是他们把印欧语带入欧洲的。

我读过他的书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当然喽。他无疑是对的。”农业必然在欧洲语言地图上造成过巨变，非洲与东南亚都发生过同样的事。既然遗传学家已经发现：那些最早进入欧洲的农民是欧洲人基因库中的主流，所以蓝富禄的故事就更显得真实了。

但是——蓝富禄忽视了或者根本没把语言学证据当一回事。农民早就进入欧洲了，比我们推定的古印欧语族兴起的时间，早了几千年。最早的农民没有犁、轮子以及人工畜养的马，这些古印欧语族全都熟悉。古印欧语中反而没有几个农作物的名字，他们会是最早进入欧洲的农民？那未免太奇怪了。赫梯语是土耳其最古老的印欧语，如果蓝富禄的理论是对的，赫梯语与古印欧语应该非常亲近，其实不然，在所有已知的印欧语中，赫梯语是与古印欧语最不相似的一种。蓝富禄的理论，其实依赖的不过是三段论法：农业可能会造成语言地图的巨变；古印欧语族在欧洲造成了语言地图的巨变，凭什么？因此农业是答案。

但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到公元前3000年前——正是古印欧语族兴起的时候——欧亚世界发生了第二次经济革命（在这当儿冶金术正开始发展）。随着这一次革命，利用家畜的范围大大扩大了，不只是吃肉、剥皮——那是人类利用动物的老把戏了。经过这一场革命，动物产生了新功能，包括产奶、产毛，拉犁，拉轮车和骑乘。古印欧语词汇丰富地反映了这一场革命：例如轭、犁、奶、奶油、羊毛、纺织这些字，还有一些字，与轮车有关（轮、轴、车辕、上马具、轮辖）。

这一场革命的经济意义，是使人口、人力都增加了，增加的幅度仅凭农耕与畜牧是怎么也达不到的。举例来说，乳牛生产奶，再加上奶制品，长期而言，生产的热量比把乳牛的肉吃下肚大多了。以动物犁田，使农夫能栽种更大面积的田地，锄头与掘棒是比不上的。畜力车使人类能够开发更多的土地，把更多的收成带回村子处理。

这些发展项目有些很难找出发源地，因为它们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举例来说，在公元前3300年，世上还没有轮车，可是不过几百年后，欧洲与中东许多地方都出现轮车了。但是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发展，我们能够找出它的发源地：人类成功地驯化了马。在家马出现之前，中东与南欧从来没有过野马，北欧也很罕见，只有在东方的俄罗斯大草原上，才能发现成群的野马。最早的驯马证据是在黑海北部的草原发现的，那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Sredny Stog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在出土马骨的嘴里，发现了绳“衔”留下的磨痕，表示那些马在生前有人骑乘过。

环顾世界，不论马何时何地引进，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人类演化史上头一遭，人类可以很快地穿州越界，两条腿怎么也赶不上。马的速度，让猎人得以追赶猎物，让牧民容易管理大群牛、羊。最重要的是，速度让战士可以发动远距奇袭，并在敌人有效动员集结之前，迅速脱离战场。因此，马在世界各地都使战争的面貌巨变，让骑马族群威吓四邻、无不披靡。美国西部片上凶猛的“红番”骑士，事实上是近代的产物，大概是1660年到1770年间的事。因为美国西部的马，是欧洲人带来的马野放后出现的，它们赶在欧洲人和其他欧洲事物的前头，进入美国大平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是改变美国平原印第安人社会的惟一肇因。

考古证据清楚地显示了：家马同样地改变了俄罗斯草原上的社会，时间大约在6000年前。草原开阔的环境，单凭人力难以开发，直到马出现了，距离与运输问题都解决了。人类占据大草原的速度，掌握了马之后就加快了，然后（5300年前）牛拉的轮车发明了，大草原上人口暴增。于是草原经济的基础，是绵羊与牛（供应奶、毛、肉），加上运输用的马与轮车，农业扮演的只是辅助角色。

在那些早期草原遗址里，没有发现过精耕农业与储存粮食的证据，在欧洲与中东同时代的遗址中，才有丰富的证据。草原族群没有永久性的大型部落，过着游动的生活——再一次与当时的东南欧部落遗址成强烈的对比，在那里几百个二层房屋成列地出现。骑马族群缺少给活人住的建筑物，但是他们用军事狂热弥补了——他们为男性建筑的阴宅（坟墓），塞了许多短剑与其他武器，有时墓坑中还有马车与马殉葬。

所以俄罗斯的涅伯河（Dnieper River），等于是地面上的一条文化疆界：以东，是武装的骑马族群；以西，是谷仓充溢的富裕农村。试问：狼与羊比邻而居，会“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吗？一旦轮子发明了，骑马族群的经济工具就成套了，各地的考古遗址，都可以发现他们使用的事物，显示他们非常迅速地随着中亚草原向东进展了几千公里。托加利人的祖先，也许就是在那东进过程中兴起的。草原族群的西进，最显著的结果是：欧洲最接近草原的农村，形成守势防御的布局，颇有农战合一的态势，然后那些农村社会都崩溃了，典型的草原墓葬在欧洲出现，分布直到草原的西端——匈牙利。

草原族群顺利扩张，凭借着许多利器，其中惟一他们可以独享发明头衔的，是“驯化了马”。他们可能独立发展出轮车、挤奶与羊毛技术，而不是从中东的文明采借来的，但是他们的确采借了绵羊、牛、冶金技术，还可能从中东或欧洲引进了犁。因此，草原族群扩张，并非仗着什么特定的“秘密武器”。真相是：草原族群驯化了马之后，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能力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族群，因为合“军事／经济”于一体的必要条件与工具，只有他们掌握了。这个“军事／经济”复合体此后支配了世界历史，达5000年——特别是在他们侵入东南欧后，又采借了精耕农业。所以他们的成就，与印欧语族下一次成功的扩张（公元1492年开始）一样，是生物地理的意外。他们刚好降生在一个特别的地点，那里有野马，有开阔的草原，又接近中东与欧洲的文明中心。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考古学家金普塔（Marija Gimbutas）主张过：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之间，俄罗斯乌拉山以西的草原族群，与学者勾画出的古印欧语（PIE）族群，颇为符合。首先，时间对；其次，文化——根据学者的推测，对古印欧语族群非常重要的经济要素（如轮子与马），以及他们缺乏的要素（如战车与许多作物的名字），都指向草原文化；最后，地理位置也对：温带，芬乌语族群之南，接近后来立陶宛语与其他波罗的语的家园。

印欧语族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