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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突破是19世纪末发现的一大批古埃及的外交信件。这批文件大多用闪语写成，但是有两封信是用一种从未见过的语言写的，学界无人能识。后来在土耳其的考古遗址中发现了成千的泥板，也是用那种语言写的。仔细研究之后，学者弄清楚了：那些泥板是国家档案，那个国家大约兴盛于公元前1650年到公元前1200年，现在学者在《圣经》里给它找了一个名字“赫梯”（Hittite）。<a href="#m2">[2]</a>
1917年，专家翻译了赫梯语，发现赫梯语是一种前所未知的古代印欧语支系，学者称为安纳托利亚语，它有非常独特的特征，不过已经消失了。这个消息震动了学界。更早的时候，亚述商人在一个贸易站（接近后来的赫梯国首都）写的书信中提到一些像是从赫梯语采借来的名字，使我们可以将印欧语出现在世界上的时间再向前推进一些：公元前1900年。这是我们手上的第一份直接证据，证明世界上有过印欧语。
于是，在1917年，学者已经知道公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世界上有两个印欧语系支系——安纳托利亚语与印度伊朗语。第三个支系是在1952年发现的古希腊文——“线性文字B”（Linear B）。其实“线性文字B”早就发现了，只是一直无法破解。那些“线性文字B”字板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的文物。但是赫梯语、梵文与古希腊文彼此非常不同，比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异大多了，而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异是在过去1000年间累积出来的。那意味着：赫梯语、梵文与古希腊文这几个印欧语系分支从印欧母语中分裂出去的时间，必然在公元前2500年，或更早。
早到什么时候？那几个早期印欧语系分支的差异，能透露多少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将“语言之间的差异程度”转换成“语言之间的分化时间”？有些语言学家利用历史文献，观察词汇的变化率，这是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的方法。学者计算后，得到一个经验法则：语言的基本词根，每1000年会变化20%。大多数学者不接受语言年代学的计算，理由是：词汇代换率与社会环境以及词汇本身有关。然而，不接受语言年代学的学者，通常愿意凭直觉做一些估计。无论是语言年代学也好，直觉也好，研究印欧母语的学者，一般假定印欧母语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分裂出许多分支，不过早于公元前2500年大概不成问题，可是绝不可能早于公元前5000年。
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途径可以解决年代的问题：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eontology）。顾名思义，古生物学是以地下出土的化石（古代生物遗体与遗迹）为基础，重建古代的生物世界，语言古生物学利用的是埋藏在现代语言中的古代语言化石。
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前面提过，语言学家已经重建了将近2000个印欧母语的词汇。其中包括“兄弟”、“天空”，应不令人惊讶，任何语言都该有这类名字。但是古印欧母语中不该有“枪”这类词汇，因为西方的“枪”大概公元1300年才发明，那时古印欧母语早已在土耳其、印度分化成许多现代印欧语了。事实上，“枪”这个字，每个现代印欧语都使用不同的词根。理由很明显：它们既然没有“共同遗产”可“规范”，只好“独树一帜”了。
“枪”这个例子，呈现的是：我们应该找一系列我们确定发明年代的新事物，然后看看哪一件在重建的印欧母语中可以找到名字。在印欧母语分裂之后才发明的事物，当然在重建的语汇里找不到名字。任何事物，要是普遍的人类概念，例如“兄弟”，或在印欧母语分裂之前就发明了，也许在重建的词汇里可以找到名字。（不一定找得到，因为许多古代词汇早已失落了。在重建的印欧母语词汇中，有代表“眼睛”、“眉毛”的字，可是没有“眼睑”，难道古印欧语族不知道眼睛上有“眼睑”吗？）
近几千年的历史上，人类的主要技术里程碑，在印欧母语语汇中找不到名字的，最早的是“战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前已经传播各地，以及“铁”——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已经非常重要。印欧母语词汇中找不到这两个名词，并不令我们惊讶，因为它们都是相当晚的发明，而且赫梯语的独特风貌，已经让我们相信：印欧母语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分化了。比较早期的发明，印欧母语词汇中有名字的，有“绵羊”与“山羊”——公元前8000年驯化；“牛”（以及指涉乳牛、耕牛、菜牛的不同的字）——公元前6400年驯化；“马”——公元前4000年驯化；“犁”——大约在驯化马的那个时候发明的。最晚的是“轮子”——公元前3300年发明的。
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语言古生物学以这样的逻辑就可以断定印欧母语的分化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之后，可是必然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这个结论与我们先前从赫梯语、希腊语和梵文的差异推估的结论，基本相符。如果我们希望发现最早的印欧人遗迹，应仔细研究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的考古记录，也许比公元前3000年稍早的遗址最有希望。
好了，时间问题可说已经大致有个眉目了，现在谈谈空间问题吧：说印欧母语的族群是在哪里兴起的？语言学家自始就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几乎所有可能的地点都有人建议过：从北极到印度，从欧亚大陆的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你可有中意的地点？正如考古学家马劳瑞（J. P. Mallory）所说的，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学者找到他们的发源地了吗？”而是“现在学者把他们的发源地放到哪里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难解决呢？让我们先看一下语言地图，看我们能不能很快就找到答案。1492年的时候，大多数仍流传于世的印欧语系，实际上局限于西欧，只有印度伊朗语族伸展到里海以东的地方。因此要是假定西欧是印欧语的起源地，最容易解释语言地图的风貌。这个答案使我们不必大规模“调动”族群，以解释地图上的事实。
不幸得很，1900年一个“新”的（世人前所未知的）印欧语问世了，它早已灭绝，这不算新闻，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它的地点。首先，这个印欧语现在叫做吐火罗语，它是在一个洞窟佛寺的密室中发现的。密室中藏有大批文件，用一种前所未知的文字写的，年代大约是公元600年到800年。其次，这个洞窟佛寺位于塔里木盆地中（中国新疆），印欧语族分布地的东方，距最近的印欧语族，也有1600公里。最后，吐火罗语与印度伊朗语族关系疏远，虽然两者是“邻居”，它最最亲近的语言亲戚反而可能在欧洲，更在几千公里之外。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发现中世纪早期的苏格兰人说的话与远东的汉语是亲戚。
很明显地，说吐火罗语的人不是坐直升机到塔里木盆地的。他们要么步行，要么骑马，而人们必须假定：在中亚地区，过去一定还有许多说印欧语的族群，后来他们的语言消失了，不像吐火罗语幸运地留下了蛛丝马迹，后人可以研究。只要仔细看一看现在的语言地图，当年中亚的印欧语族群的命运，就昭然若揭了。今天那一片区域是说突厥语或蒙古语的族群占据者，他们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匈奴族或成吉思汗。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下赫拉特（Hatat），屠杀的人数，究竟是240万，还是160万，学者仍在辩论，不过学者同意：那样的行动改变了中亚与西亚的语言地图。相对地，已知在欧洲消失的印欧语，大多数都是被其他的印欧语取代了——例如恺撒的《高卢战纪》中，与罗马军队对阵的“高卢人”说的是凯尔特语。我们看1492年的语言地图，得到印欧语集中在西欧的印象，殊不知那张地图是比较近代的语言灭绝事件的后果。要是公元600年的时候，印欧语族的分布地是从爱尔兰到中国新疆，而古印欧语族的发源地位于这片广袤土地的中央，那么高加索山以北的俄罗斯草原应该是我们的搜寻焦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从语言本身可以绎出线索，推断古印欧语开始分化的大概时间，我们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印欧语发源地的线索。其中之一是：与印欧语系关系最清晰的语系，是芬乌语族（Finno-Ugric）——包括芬兰语以及分布在俄罗斯北方森林带的其他语言。不错，印欧语与芬乌语的差异很大，不像德语和英语，很容易看出两者有关联。不过那是因为英语是1500年前才从日耳曼西北部发源的。印欧语的日耳曼语族与斯拉夫语族，由于几千年以前就分化了，所以差异更大。所以印欧语与芬乌语的差异反映的是：它们在更古老的年代里就已经分化了。由于芬乌语分布在北方的森林带，那么合理的推测是：古印欧语族群分布在森林带的南部，也就是俄罗斯草原。此外，如果古印欧语族群分布在更南边，譬如土耳其，那么与古印欧语关系比较密切的语言应该是中东/北非的古闪语。
第二个线索，是不少印欧语中仍然保存的非印欧语“劫余”。我提到过希腊语中这种“劫余”特别醒目，其实赫梯语、爱尔兰语、梵文中也不少。那表示那几个地区原来住的都是说非印欧语的族群，只是后来被印欧语族占据了。果真如此，古印欧语的家乡就不会是爱尔兰或印度（反正今天也没有人主张这两个地点儿），也不会是希腊或土耳其（有些学者这么主张）。
从另一方面来看，今日的印欧语中，仍然和古印欧语最相似的，当推立陶宛语。我们最早的立陶宛语文本，是公元1500年左右写下的，其中保存的古印欧语词根，比例上与梵文中保存的一样高，而梵文文本比立陶宛语文本早了3000年！
立陶宛语显得那么保守，主要是它没有受到太多非印欧语的“扰乱”，也许是因为它接近古印欧语的家乡。过去，立陶宛语和其他波罗的语在俄罗斯的分布比较广泛，后来哥特人（灭了罗马帝国的“蛮族”）与斯拉夫语族压缩了波罗的语族的生存空间，使他们退缩到波罗的海附近，也就是今日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境内。这么说来，古印欧语的发源地在俄罗斯境内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