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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庆，都是国民欢腾鼓舞的日子，可是澳大利亚1988年的国庆，也就是“建国”200周年的日子，澳大利亚人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1787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再也不能把囚犯押运到北美洲了，这才决定开发澳大利亚。5月，第一批囚犯随同第一任澳大利亚（殖民地）总督从英格兰出发，1788年，在澳大利亚东岸（后来的悉尼）登陆。几乎没有殖民团队像他们一样，登陆时感觉那么前途茫茫。当年澳大利亚仍是一片“未知的大陆”：殖民者对那里一无所知，也不知如何生存。他们距母国24000公里海路，航行8个月，补给困难。结果，第一批补给两年半之后才运到，大伙已经饿得半死。他们许多人是已经定罪的犯人，也就说，他们目睹了欧洲18世纪最恶劣残暴的生活。尽管没有好的开始，殖民者存活了下来，开辟了家园，建立了繁荣的社区，生养众多，散布到整个大陆上，组成了一个民主政体，并创造了独特的国家性格。难怪澳大利亚人庆祝“开辟200周年”时，分外骄傲。
但是，一组人现身示威，破坏了庆典的气氛。白人殖民者不是最早的澳大利亚人。早在5万年前澳大利亚就有人居住繁衍后代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称作“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澳大利亚白人口中的“黑人”。在英国人“开拓”澳大利亚的过程中，大部分“原住民”都被白人杀了，或死于其他原因，所以一些幸存原住民的子孙会在白人200周年的庆典上“闹场”。不言而喻，庆典的主题其实是“澳大利亚白化”的过程。在这一章，我的讨论会从“澳大利亚怎么会不再‘黑’了”这个问题开始，也就是英国殖民者犯下“灭族屠杀”罪行的故事。
为了避免澳大利亚白人产生误解，我最好先说清楚：我无意指控他们的祖先干下了什么特别令人发指的滔天大罪，正相反，我讨论澳大利亚土著遭到灭种的命运，目的在指出：他们的命运并不独特。澳大利亚土著的故事，只不过是斑斑可考的大量史例中的一个，它们是人类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虽然我们一谈起“灭族屠杀”，就想起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但是即使以20世纪的事例而论，那也不算规模最大的“灭族屠杀”事件。塔斯马尼亚岛民和数百个其他族群，都给成功地灭绝了，是现代史上规模比较小的“灭族屠杀”事件。世上还有许多与外界不怎么接触的族群，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成为新的目标。可是“灭族屠杀”是个令人感到痛苦的议题，我们要么想都不去想它，要么相信“好人不会那么干，只有纳粹才会”。但是我们拒绝面对这个议题，已经产生了我们更不愿看到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了许多“灭族屠杀”事件，我们没有阻止过，我们对这种事件可能发生的地点也没警觉。现在我们拥有核武器，我们“灭族屠杀”的倾向可能造成的后果，更不是我们承担得起的。破坏自己环境的资源，以及“灭族屠杀”的倾向，是我们担心人类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倒转历史、恢复洪荒的理由。
尽管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以及阅读大众，逐渐对“灭族屠杀”的问题产生兴趣，基本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他动物种经常杀害同类吗？或者那只是人类的发明，动物界没有先例？在人类史上，“灭族屠杀”是少见的异例，还是常见的现象，因此可以说是人类的特征，就像艺术和语言一样？“灭族屠杀”的事例增加了吗？（因为现代武器威力强大，轻按一下按钮就能杀死许多人，阻止我们杀害同胞的本能来不及反应？）为什么许多“灭族屠杀”事例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从事“灭族屠杀”的人是不正常的，还是处于非常情境中的正常人？为了理解“灭族屠杀”，我们不能从褊狭的角度来观察，必须把生物、心理、伦理层面都照顾到。因此我们探讨“灭族屠杀”，要从自然史出发，从动物直到20世纪的人类。我们会讨论：凶手如何摆平“灭族屠杀”行动与道德规范的冲突，然后观察“灭族屠杀”的心理影响：对凶手、逃过劫难的人以及旁观者。但是在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我想先谈谈塔斯马尼亚岛民灭绝的故事，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山峦起伏的小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的海上，与澳大利亚大陆隔着300多公里宽的巴斯海峡。欧洲人1642年发现这个岛，当时岛上约有5000人，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是澳大利亚土著的一支。塔斯马尼亚岛民当时可能是世界上工艺技术最原始的族群，只会制造几种简单的石器与木器。他们与澳大利亚土著一样，没有金属、农业、牲口、陶器与弓箭。但是澳大利亚土著有的，他们也没有：来去棒、狗、网、缝纫知识与生火本领。
塔斯马尼亚岛民的船，只不过是筏子，不能远行。1万年前冰期结束，巴斯海峡涌入了海水，从此塔斯马尼亚岛民就与世隔绝，直到欧洲人登陆。人类历史上，塔斯马尼亚岛民大概是最遗世独立的族群了。所以塔斯马尼亚岛民与白人之间的隔阂，大概史无前例（桃花源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难比拟）。
塔斯马尼亚岛民与欧洲人的首次接触就以悲剧收场，所以1800年左右英国猎捕海豹的人与拓垦的人一到达岛上，就与塔斯马尼亚岛民发生冲突。白人诱捕岛民的孩童做劳工，诱拐岛民妇女，伤害或杀害男人，乱闯岛民的猎场，并尝试驱赶岛民离开家园。这么一来，冲突加剧，“生存空间”之论甚嚣尘上。在人类历史上，“生存空间”是最常见的“灭族屠杀”借口。由于白人的诱拐，1830年11月，塔斯马尼亚东北部的岛民，只剩下72个成年男人、3个成年女人，没有小孩。一个牧羊人以旋转枪打死19个岛民。另外4个牧羊人伏击一群岛民，杀了30人，将尸体丢下悬崖，就是今日的胜利山（Victory Hill）。
塔斯马尼亚岛民当然会报复，然后白人报复，如此冤冤相报。1828年4月，澳大利亚总督阿瑟为了阻止冲突继续加剧，下令所有塔斯马尼亚岛民离开有欧洲人屯垦的地区。为了确定命令生效，政府支持的“清乡队”（由罪犯组成，警察带队）四处巡查，格杀勿论。1828年11月，澳大利亚总督颁布戒严令，军人有权见到岛民就开枪，不问情由。然后，政府悬赏捕捉岛民：活口成人5镑、孩童2镑。因此“捕捉黑人”成为一门生意，私人与政府“清乡队”都很卖力。同时，政府组成委员会，由澳大利亚的英国国教副主教主持，研究对待土著的政策。许多建议都在委员会中提出，例如捕捉他们做奴隶、毒杀、设陷阱，以狗追猎等，最后委员会决议：继续悬赏与雇佣骑警。
1830年，出现了一位怪胎传教士罗宾逊（George Augustus Robinson），他被雇来集合剩下的塔斯马尼亚岛民，将他们带到50公里之外的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罗宾逊相信他是为了岛民好，才那么做。他收了现金300英镑，事成后有700英镑“后谢”。罗宾逊在塔斯马尼亚岛上历尽艰辛、危险，并有一位勇敢的土著女性特鲁加尼尼（Truganini）协助，才把剩余的岛民集合起来——起先劝告他们“如果不从，将遭遇更恶劣的命运”，最后以枪胁迫。罗宾逊的俘虏，许多死在前往弗林德斯岛的途中，可是大约200人到达了——先前5000人口的劫余。
在弗林德斯岛上，罗宾逊的屯垦区选在风大又缺水的地点，他决心让塔斯马尼亚岛民学习文明，成为基督徒。他把屯垦区管理得像个监狱，子女与父母隔离，以方便教化。每天的“课表”包括：研读《圣经》、唱圣诗、检查床褥与餐具（确保整齐清洁）。不过，监狱饮食造成营养不良，加上疾病，岛民逐渐死亡。几个星期后，只有几个婴儿还活着。政府删减了屯垦区的预算，希望岛民死干净。到1869年，只剩下特鲁加尼尼、一位男性、一位女性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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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兰纳（William Lanner），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男人，1869年逝世。
这三位“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人”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他们相信塔斯马尼亚人代表猿与人之间的“缺环”（missing link）。因此，1869年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男人”威廉·兰纳死亡后，引起了几方人马争夺尸体，反复挖开他的墓，切下“标本”。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克劳瑟医师（W. L. Crowther）切下了头，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的斯托克尔医师（George Stokell）得到了手、脚，双方还大玩“谍对谍”的游戏，互相偷取“战利品”。另外还有人插手，“收集”了耳朵与鼻子。斯托克尔医师还割下尸身的皮，做了一个烟草袋。
1876年，特鲁加尼尼过世了，她是真正的最后一人。她在死前对于死后尸身遭肢解的命运担心得不得了，要求海葬。但是没人理会她的遗嘱，塔斯马尼亚皇家学会把她的骨架从坟墓里挖了出来，放在塔斯马尼亚博物馆公开展览。1947年，博物馆终于对外界的批评（“没有品位”）屈服，将她的骨架移到另一个房间，只有学者专家才能检视。但是那依然引起“没有品位”的批评。最后，在1976年——特鲁加尼尼逝世100周年——特鲁加尼尼的骨架火化了（不顾博物馆的极力反对），骨灰撒在海上。特鲁加尼尼，安息吧。
虽然塔斯马尼亚岛民的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灭绝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影响，却不能以人口数目衡量。因为塔斯马尼亚岛是澳大利亚第一个以灭族手段解决原住民问题的殖民地，而且得到极为接近“灭族”的结果。拓垦的白人似乎成功地把塔斯马尼亚岛民消灭了。（实际上：欧洲的海豹猎人与塔斯马尼亚妇女生下的子女，有些幸存于世，他们的子孙已经成为塔斯马尼亚政府的烫手山芋，至今白人政府还没想出适当的处理办法。）澳大利亚许多白人都羡慕塔斯马尼亚的白人能把事情干得那么彻底，也想如法炮制，但是他们也吸取了“教训”。消灭塔斯马尼亚岛民的行动，是在屯垦区域内进行的，受到城市媒体的充分注意，因此引起了一些负面的批评。所以在澳大利亚大陆上，更大数量的土著被消灭的行动，大多在边疆，甚至“化外之地”进行，远离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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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塔斯马尼亚土著女性特鲁加尼尼，1876年逝世。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政府，执行灭族政策的工具，是塔斯马尼亚岛“清乡队”的翻版，属于骑警，叫作“土著警察”。他们使用搜索消灭的战术，杀害或驱赶土著。典型的办法，是在深夜包围土著营地，然后拂晓攻击，开枪射杀。白人也广泛地使用下了毒的食物，毒杀土著。另一个常用的招式，是围捕土著，然后用铁链锁颈连成一串，让他们步行到监狱去，一直监禁着。英国19世纪的著名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描述过19世纪英国人对待土著的主流意见：“至于澳大利亚土著，当然他们得消灭。我们关心这事的人，目标应是给他们个痛快，别让他们受不必要的苦。”
澳大利亚白人直到20世纪初仍继续使用这些战术对付土著。1928年发生在艾丽斯斯普林斯（Alice Spring）的一次事件，警察杀了30名土著。澳大利亚国会拒绝了调查报告，两名幸存的土著（你没看错，是土著，而不是警察）以谋杀罪名被起诉了。颈链直到1958年还在使用，理由是比较“人道”——警政署长向墨尔本《先驱报》的记者解释：土著犯人比较喜欢颈链。
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数量很多，因此无法完全以塔斯马尼亚岛上的故伎消灭。不过，自1788年英国人建立殖民地，到1921年人口普查，原住民的数量从30万降到了6万。
今天，澳大利亚白人面对他们的谋杀历史，态度各有不同。虽然政府的政策以及许多白人私下表达的态度，是逐渐同情土著，其他的白人否认了灭族行动的责任。举例来说，1982年，澳大利亚主要新闻杂志《公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愤慨地否认白人消灭了塔斯马尼亚岛民。根据他的说法，事实上，到塔斯马尼亚岛上拓垦的白人是爱好和平、品格高尚的人，而塔斯马尼亚岛民则阴险狡诈、嗜杀成性、好战、肮脏、结巴、满身是寄生虫，还给梅毒搞得面目全非。还有呢，他们不懂得照顾婴儿，从来不洗澡，而且还有令人恶心的婚姻风俗。他们灭绝了，是因为不懂得卫生，加上自寻死路的死亡意志，又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与白人拓垦者发生冲突，然后灭绝了，纯属巧合。一点没错，塔斯马尼亚岛上发生过大屠杀，可是那是土著杀白人，而不是白人杀土著。另一方面，白人拓垦者武装只为自卫，而且不怎么会使用枪械，他们一次杀的土著数量，从来没有超过41个，云云。
